“他不讓人銷毀他的資料文件，特別是與他過去案子有關的東西，”華生醫生寫道，“然而，總要隔個一兩年，他才會集中精力來加標簽整理一次……於是，一月複一月，他的文件紙張堆積起來，直到房間的每一個角落，都擺滿了一捆捆的筆記。絕不能燒掉它們，除了主人外，任何人都不能把它們收起來。”
華生醫生說的可能正是他自己的創造者。在“溫廈”，整幢房子，包括掛著紅窗簾的書房，阿瑟·柯南·道爾爵士於一九三〇年去世之時，便堆滿了這一大堆的資料。可是，一直要到一九四六年，這些資料才被整理並加標簽。大部分這些資料，從沒出版過，因此，作者必須在此先說幾句話。
這是一個不凡的一生，有時還頗戲劇性。讓它髹上沉悶的色彩，或抑製它的奔放，隻會讓這樣一個人失真。請千萬別誤解，別因為以小說的形式來重建此人的一生，我們認為這本傳記是被作者“戲劇化”了。
事實不能加油添醋，事情的發生就是這樣。書中柯南·道爾說話時，說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話，這些話出於信件、筆記、日記、經過認證的剪報，或關於他的信。描述一個房間的家具，或形容發生在暴風雨中的一個場景，或敘述他在劇院的節目單上草草的寫短箋時，也必定因為有文件記錄下這樣的事實。
所有重要書信或文件的日期——它們的來源都可在傳記中找到——都被摘錄在書中。因為那樣的年代裏（光是他給他母親的信就多達一千五百封），書信是生活中唯一真實的記錄。記憶會模糊並消退，即使是本人親纂的自傳，往往在回顧一己的前塵往事之時，都難免不敢確定。但是在昔日的書信之中，卻連最原初的心緒都存留了下來。這是他當時的真心感受，伴隨著血液的加速流淌，這才是真實。所有這些信，都被他母親、弟弟英尼斯、妹妹洛蒂、他的孩子們，以及最主要的，已故的（琴）柯南·道爾夫人妥為保存。
我們並不完全依賴早年的書信。我必須向奧俊·柯南·道爾先生致最大的謝意，整整兩年，他協助我完成了一件沒有他的協助就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幾於完全同樣的理由和心情，我也要感謝丹尼斯·柯南·道爾先生及瑪莉·柯南·道爾小姐。
出自至誠的，我還要感激普茲茅斯中央圖書館的沙吉先生，由記錄簿中，使我們能辨認出華生醫生來；我的老朋友李茲·蕭先生，他繼格林豪·史密斯之後，擔任《史全德》雜誌的編輯，提供了柯南·道爾給格林豪·史密斯的信件；瑞琴娜·史密斯太太，她丈夫在史密斯·艾德勒出版公司的日子裏，與柯南·道爾十分親密；凱瑟卡特·布魯士醫生及卡內基·狄更生醫生，他們兩人與約瑟夫·貝爾醫生十分熟識。在此也必須感謝荷姆·高登爵士、阿瑟·伍覺夫中校、希恩先生、英國駐華盛頓使館的朗諾·班能曼先生、阿瑟·葛雷佛少校的侄女巴巴拉·溫莎太太、邱比得先生、納瑞斯·艾文斯先生、哈考特先生、貝塞·高豆先生、李歐利·吉爾先生、戈瑞爵士，以及所有慷慨提供資料及建議的各方人士。
可是，在他們所有人的背後，是舊資料文件，那裏麵鎖住了昔日最最真確的聲音。如果說H.G.威爾斯先生曾被取悅，或愛德華七世國王曾在餐桌上定下了法律，或威廉·柏因斯曾構思過某個偵探故事，我們都能透過這些文件聽見。我們討論的是一個人由一八六九年到一九一九年的生活，我做的不過是編纂和整理的工作罷了。
約翰·狄克森·卡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