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觀與檢察文化是一對辯證統一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密不可分。核心價值觀是內容、是本質，起決定作用；檢察文化是形式、是方法，起基礎作用。檢察機關所倡導的信仰取向、道德準則、人格態度等核心價值，都需要通過製度、行為、環境等表現出來，隻有將兩者有機融合，才能使檢察幹警樹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有效推動檢察機關各項建設的健康發展。在全社會致力於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大背景下，檢察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日益突出。對於檢察工作來說，檢察文化建設任務的提出是將檢察工作視作為文化現象，標誌著對檢察實踐反思性的發展和對檢察工作總體性認識的深入，勢將進一步推動檢察實踐的健康發展。
二、檢察文化建設對踐行核心價值觀的作用
先進的文化，能承載曆史、激勵人心、裝飾環境。檢察文化是檢察事業的精神和靈魂，搞好檢察文化建設，是從根本上加強自身建設，促進檢察事業全麵、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檢察文化建設，就是在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下，基於檢察活動對社會關係、人際關係的調整，在社會發展、公共管理、文化教化等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包括接待文化，辦案文化，出庭文化，環境文化和幹警生活文化等，它對檢察幹警踐行核心價值觀起著四個方麵的重要作用。
價值引領作用。檢察文化是提高檢察隊伍軟實力，能決定檢察人員的價值目標取向，是檢察人員價值體係內在的塑造機製，是推動檢察事業科學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檢察文化建設，它對踐行核心價值觀具有三個方麵的價值引領作用。第一，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來武裝檢察人員的思想，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來凝聚力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來鼓舞鬥誌，用社會主義榮辱觀來引領風尚；第二，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將“理性、平和、文明、規範”的執法理念和“嚴格、公正、文明、廉潔”的目標要求融入檢察隊伍建設的全過程，貫穿於檢察工作的各個方麵，轉化為檢察人員的自覺追求，從而使全體檢察人員的執法思想進一步統一，始終堅持“三個至上”即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做到“四個在心中”，即黨在心中、法在心中、人民在心中、正義在心中；第三，牢牢把握“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檢察工作主題，始終踐行“立檢為公，執法為民”的檢察職業宗旨，培育和確立體現檢察工作整體性、統一性、獨特性等要求的檢察人員職業信仰。
行為規範作用。在實踐中，檢察文化的行為規範作用，指的是檢察文化成果的行為規範力，它向檢察人員傳達什麼樣的行為是被許可的、什麼樣的行為不被許可，主要體現為激勵作用和約束作用。當前檢察機關所處的執法環境越來越複雜，麵對的執法情況也越來越複雜。檢察機關不僅要圓滿完成各項打擊犯罪的工作任務，堅決維護法律的尊嚴，而且還要注重理順社會情緒、化解社會矛盾，更加人性化執法、充分尊重人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更加注重綜合運用政策、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和教育、協商、調解的方法，最大化化解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必須堅持正確的大局觀、穩定觀及群眾觀，具備榮辱與共的“忠誠”精神、堅忍不拔的“拚搏”精神、精益求精的“專業”精神、戮力同心的“協作”精神、開明平和的“理性”精神，才能應對新形勢，完成新任務。這些理念及精神，都屬於文化的範疇。因此，不強化檢察文化建設，不抓住人這一根本從文化層麵去提高，各項檢察工作就難以達到新的境界和水平，就難以適應新的形勢。
結構聚合作用。結構聚合，是指檢察文化對檢察機關之間以及檢察機關內設組織機構之間的製度結構及其運行機製既協調配合又有序控製、製約所產生的正效應的功能作用。檢察文化的結構聚合作用主要是指檢察文化對於理順檢察機關內部各種關係，推進檢察組織科學管理所發揮的作用，以檢察人員主體性的發揮為原則。檢察文化源於檢察製度，源於檢察人員，源於檢察工作實踐，廣大檢察人員既是檢察文化建設的客體，又是檢察文化建設的主體。檢察文化是一種理性文化，它內在地要求“以人為目的而不是手段”，反對將檢察幹警物化、客觀化、工具化，培養具有正義精神和實現正義能力的檢察幹警才是我們隊伍建設的真正目的。檢察文化以檢察幹警的全麵發展為重要目標，以調動檢察幹警的主動性、積極性和激發創造精神為重要特征。
形象塑造作用。檢察機關的形象特指檢察機關展現給外界的精神麵貌、思想作風、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等印象。簡而言之，就是指檢察機關的公信力。檢察形象是檢察文化作用於社會的外觀表現，檢察機關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檢察文化的塑造。檢察文化的形象塑造功能主要是通過提升檢察機關的公信力和擴大檢察機關的影響力來體現。通過檢察文化，逐步塑造出“忠誠廉明、守護正義”的檢察人精神，“自強不息、開拓創新、團結協作、榮辱與共”的檢察機關團隊精神，“平時言行看出來、實際工作幹出來、關鍵時刻站出來”的忠誠為民實幹精神……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詮釋檢察機關的職責、要求、特點、精神麵貌，塑造出檢察機關的精、氣、神。檢察文化是整個法治國家建構的組成部分，作為一種法律文化，它不僅體現法治的要求，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控製的重要手段。檢察文化的繁榮不僅對檢察官具有積極的意義，對普通民眾形成完整的健全的法製觀念、法治意識同樣有著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