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複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為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煉到“心如古井”，就隻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隻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一一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隻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著，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隻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卻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發表於1936年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