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田雯說：“淵明一出， 空前絕後，學者誰敢輕加位置？ 由其詩高，其人異也。”近人梁啟超說：“這位先生身份太高了，原來用不著我恭維。”思想超拔、卓異不群的梁啟超先生尚出語如此，吾何人耶！ 敢置喙於此？ 然在陶淵明“極高明而道中庸” 的人格與詩格的長期薰習浸染下， 唯願將研讀其人其詩所得之感悟奉獻於此， 隻想表達對陶淵明的敬仰與感恩之情。在那些多歧的生活迷茫之途、在那些幽暗的生命曲折之處，無疑是曾完美地踐履了“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陶淵明給了我最主要的力量與智慧，幫我度過了人生的種種困窘之境， 讓我看到了人生“大清明”的“天地境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至心尚之！
“他的詩竭力要造成一個鄉下人在跟其他鄉下人說話的幻覺，骨子裏卻是針對城市聽眾的。”這是評論者對美國詩人弗洛斯特詩作的認識。把它“挪用”到陶淵明的詩作上也是很恰切的。同時，關於弗洛斯特人們還有一個認識，即他創作中的“新英格蘭是一個並不存在的農民世界”， 比如布羅斯基在所羅門·沃爾科夫的《布羅茨基談話錄》中就是這樣認為的：“弗洛斯特的新英格蘭是一個並不存在的農民世界。弗洛斯特發明了它。它無非是他對著田園詩的方向點了一下頭……說這是農場是不確切的。說這些談話是農民正在進行的談話是不確切的。這些是麵具，是麵具之間的對話。而（俄國詩人）費特是一個真正的地主。這裏有著非常微妙的區別。”與弗洛斯特相同的是，陶淵明也不是“地主”（“地主”在此處的意思是在創作中泥滯於田園而未能運用想象力進行再創造與思想的升華），中國的田園詩是陶淵明“發明”的，因為那是陶淵明“靈魂中升起的風景”。
前蘇聯陶學研究專家艾德林在其專著《陶淵明和他的詩》中讚同老師阿翰林的提法：“陶淵明在中國詩歌上顯然起了俄國普希金的作用。”很顯然的是，像陶淵明、普希金這樣的真正的大詩人，我們對他們的談論雖不能說是無限的，但在很長的時間段裏，我們不大容易窮盡對其人其詩的話題則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借用別林斯基對普希金的話來說就是：“關於他，我們要盡可能談得少一些，因為一輩子也無法把他談論完。普希金不是隨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會的自覺中繼續發展下去的那些永遠活著和運動著的現象之一。”陶淵明無疑也是屬於“那些永遠活著和運動著的現象之一”，他的存在方式似乎有一個保守的外觀， 但無疑的是它卻蘊含著永恒嶄新的力量與價值目標。
人類正因不加反省、不加節製地過著更少精神而更多物質化的生活，從而過著一種事實上已走向“新的野蠻”的生活。那麼，在今天基本上是物質層麵的“全球一體化”時，在這個人類已走到前所未有的“最危險”的關頭，帶著“溫情和敬意”去思索一下我國東晉偉大詩人陶淵明人生境界永恒的“超時代”性可能對已接近“毀滅”臨界點的人類總結某種失敗的生活方式， 從而想象有另外一種生活也許會有一些警示作用。我們首先肯定的是“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陶淵明的生活方式具有一種凡俗所難以想象和理解的“成功”意義，獲得了一種真正“另類”（這裏是“超越凡俗”的意思）意義上的人生“幸福結局”。
我們認為這種對陶淵明存在的定位可以較為充分與明確地揭示出陶淵明所最終選擇的人生道路在曆史上與現實中的雙重永恒意義。
本書旨在更為開闊的視野、更為多元的角度裏闡釋陶淵明其人其詩。希望在這種“視域交融”裏更能淋漓盡致地闡述、揭示陶淵明的積極意義和價值。陶淵明的價值在於他創構並實踐了一種“中庸”的“烏托邦”——桃花源，這是一種真正的中國式的“詩意地棲居”。陶淵明的意義也正在於他以自己的生命追求完美地證明了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意義。陶淵明因此而實踐了一種“高尚而又高妙”的極其超越且極富審美意味的“天地境界”的生活方式。他不是單純的一般隱士，他采取的是“超世而不絕俗”的“亦隱而非隱”的超越方式。“中庸”的智慧使陶淵明表現出“樂天之誠”與“憂世之誌”並行不悖、“品格高曠超邁”與“性情平易慈祥”共舉不二、“情懷激蕩憂憤”與“吐屬溫雅蘊藉”融然為一以及藝術風格上的“平淡樸素”與“警策綺麗”妙合一體。他讓苦難芬芳，他將自己艱難困苦的生活變成美麗的詩，升華為最高妙的哲學。他也因此而展示了一種“絕望變成升華，痛苦化為美麗”的真正的人生“幸福結局”。陶淵明證明了以“極高明”的智慧而於人生“行中道”、“道中庸”恰恰是一種“天地任自然”的最自然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