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塔利班也看見了我們的馬匹，也許他們聽到了無線電通訊中的內容，最後一個山坡爬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麵朝下趴在泥地上，因為塔利班的一枚火箭就在我們身後的山坡上炸響。之後，我們爬起來繼續跑，剛剛到山頂的時候，另一枚火箭炸響了，之後是更多的火箭，都稍稍打偏了一點，最後，我們已經跳進了戰壕。
這裏麵沒有什麼好激動的，甚至都沒有一點點抽象意義上的興趣。真是糟糕透了，糟糕透頂。每當塔利班射完一個齊發，附近山上立即會有著彈點觀察員用無線電報告我們的位置，說更多的人還在路上。指揮人員會發出一聲警告，戰士們就將我們拉進散兵坑，之後我們得等上5到10秒鍾才能聽到最後幾聲可怕的呼嘯，再後立即就有一枚炸彈炸響。在一個散兵坑裏，除非炸彈正好落在裏麵，否則你是安全的，但如果萬一落在裏麵了，你永遠也不會明白，因為你已經停止存在了。無論這樣的可能性有多麼小，想到我有可能從生直接走向不存在的境地，還是讓人難以忍受。它把每隔10秒鍾的等待變成了對存在主義十分奇特的一種練習。勇敢——這是替代恐慌的最常見的一個詞——也沒有任何吸引力，因為勇敢會讓你被打死。事情就這麼簡單：這是他們的戰爭，他們的麻煩，而我本人根本就不想參與進去。我隻想趕快從山頂撤下去。
問題在於，“撤下去”意味著我們必須從阿富汗的這一塊土地上站起來，但我們現在已經成為這塊土地的一部分了，之後必須順來路跑回去。在幾百碼遠的地方還有另一座山頭，那裏沒有炮彈落下。在那邊，一天就是極正常的、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們在躲避炮彈的活動中過了半個小時，之後指揮人員說，他剛剛接到消息，說塔利班部隊準備攻擊這個陣地，如果我們不在附近，事情也許好辦些。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們必須離開。我和萊薩等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從戰壕裏爬了出去，深吸一口氣，朝山下跑去。
主要隻有我自己的呼吸聲：深沉、絕望的粗氣，排除了聽到朝我飛來的火箭聲的任何可能。我們離開的時候，指揮官就站在山頂上，他大聲喊叫著告別的話，揮手讓我們繞開一片雷區，那個雷區就在山坡的一側。10分鍾後，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坐在下一個山脊上，看著塔利班的火箭繼續擊打那個山峰，每一枚火箭都濺起一團煙霧，之後是一聲爆炸的悶響。從那麼遠的距離看，那一陣響聲真算不得什麼，差不多就是你自己就可以想象投入其中勇敢地參加表演的那種爆炸。
在接下來的12個小時裏，塔利班持續不斷地發射炮彈，之後在早晨發動了進攻。馬蘇德的人馬將他們趕回去了，沒有造成自己一方的傷亡。
一個星期之後，馬蘇德回來了，他坐直升機飛往哈倫的戰地指揮所，開始計劃在整個北麵戰線上的大型攻擊。那個指揮所在一處陡峭多草的小山頂上，就在稱為達什特厄卡勒的前線小城南麵一個破碎的鄉間。我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是晌午了，馬蘇德用架在三角架上的很大一個軍用望遠鏡研究塔利班的陣地。我們下車的時候，已經被剝奪職位的阿富汗政府外交部長、一位個子很小、麵容嚴肅、名叫阿布杜拉博士的男子走上前來迎接我們。萊薩跟他說晚上好。
“早晨好。”阿布杜拉博士糾正說，一邊朝穀地對麵塔利班陣地那邊點頭，“我們這一邊的一天才剛剛開始。”
炮火轟擊又開始了，遠處傳來的一陣陣的悶響很難激起在近處才能產生的恐慌效果。當天早晨，我從一個夢中驚醒過來，我夢見一架飛機朝我扔炸彈，自己被炸翻在地，又看到炮彈從我身邊彈跳著滾到旁邊野餐的一家人身邊。“好，”我想，“炸彈會炸死他們，而不是我。”那是一個醜惡和吝嗇的夢，讓我整整一天都安不下心來。
馬蘇德知道塔利班的陣地在哪裏，他們明顯也知道他的陣地在哪裏，結果是，你永遠都不能說自己是完全安全的。城裏有個人被單單一枚流彈擊中，結果雙腿炸飛了。你無法開始思考這些可能性，否則永遠都沒有一個完。
馬蘇德還在望遠鏡裏麵看。他的臉生得像短柄小斧。前額上有4條深深的皺紋，他的杏仁形眼睛上有很深的睫毛，看上去他好像塗過眼線膏。有人說話的時候，他會轉過頭來盯著說話的人，目光炯炯，往往會讓說話的人口齒不清。他提出問題的時候，一般都是相當具體的，他會聽完回答者說的每一個字。他之所以特別出眾，並不是因為他長得很帥，而是因為很難不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