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源氏物語》的重新解讀
李瑩
一
出自於紫式部之手的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問世於11世紀初日本平安時代，但真正進入我國讀者的視野，已經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了。
《源氏物語》的中譯本最早的是林文月的譯本，稍晚的是豐子愷的譯本，還有殷誌俊的譯本。①
其中以豐本最耐讀，這得益於豐先生深厚的文學造詣，同時兼有畫家、書法家、音樂教育家於一身的大家之筆。但由於譯者所處的時代（1961年著手翻譯，其間因文革而擱置，1980年出版），不可避免受到時代的影響。多年來，譯本的“前言”和“譯者後記”，基本成為研讀作品的思維定式。
在評論界（包括高校的外國文學教材）對源氏的評介大都是“平安時代的貴族典型”、“輕薄好色的花花公子”；或認為紫式部的現實主義手法取得了勝利，通過源氏的漁色生活反映了貴族階級的淫逸生活等等，這種社會曆史評價尺度，確有脫離文本的誤讀之嫌。倘若把文學研究的作品比作“礦產資源”的話，應該說，《源氏物語》還有值得挖掘的多層涵義，特別是對源氏的評介。
源氏是作品情節的軸心，也是作家反映社會的敘事載體，更是作家精神情感的凝聚。因之，走出定式，重新審視源氏這個人物形象，對其進行貼近文本，貼近作家，貼近時代的解讀，應該說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話題了。
二
首先，從“物語”這種文學形式來看，物語文學產生於平安時代，即10世紀初，它是在繼承和吸收了中國文化（唐傳奇）而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孕育出的新的日本文化。日本成蹊大學教授鈴木日出男認為：“物語之所以是物語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具有稀有而少見的虛構的故事情節，如果是在我們日常生活裏俯拾皆是的事實，由於過於普通，是無法成為物語的。”錄於2001年北外日本文學研究中心舉辦的《源氏物語》國際研討會。日本“物語”的形成和發展也充分證明這點。不管是以神話故事、民間傳說為題材的創作物語，還是客觀敘事以和歌為主的歌物語，都脫胎於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而紫式部融兩種物語為一體，將物語文學特有的虛實手法用於創作之中，不拘泥於史實，大膽地進行了虛構，而塑造出了源氏這個迥異於平安時期的貴族形象。正如她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所述：“原來故事物語，雖然並非如實記載其人事跡，但不論善惡，都是世間的真事……。寫一善人時，則專選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時；在寫惡的一方時，則又專選稀世少見的，使兩者相互對比……，或許就稱之為‘物語’”。見豐子愷《源氏物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作家在塑造這個人物形象時，不惜筆墨賦予源氏種種美質。源氏是桐壺帝和更衣更衣：皇帝賓妃中最高的是女禦，其次是更衣，皆侍寢。所生，從小就具有人世間少有的清秀如玉的容貌，而且聰明穎悟、美貌絕倫、絕世無雙。作品第一回桐壺卷中這樣寫道：“這孩子長得越發秀美，竟不象是塵世間的人了。”“這小小年紀就那麼風韻嫻雅、嫵媚含羞姿態，真是非常可親……規定學習的種種學問，自不必說，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響徹雲霄。”“這小皇子的多才多藝，如果一一列舉起來，簡直如同說謊，教人不能相信。”源氏七歲時就開始讀書，廣泛涉獵各種學問，及至成人，不僅精通史書，擅長吟詩彈唱，在第八回的花宴卷中，源氏作詩，“精通淵博，宣讀師亦不能輕易吟誦。每讀一句，讚歎之聲四起”。“源氏亦舞，表演一節……姿態之美妙，無可比擬。”而且源氏秉性仁慈，德則善及萬民，扶窮救弱，善事不可勝數。不僅如此，作者還精心演繹了源氏的一生的政治生活和情愛生活，以突出了他的不同凡響和超凡脫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