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學對話與西部生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會議綜述
王為群
2007年8月11日至13日，由蘭州交通大學中文係與《文學評論》編輯部主辦，《文藝爭鳴》編輯部和上海複旦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室協辦的“中外文學對話與西部生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蘭州召開。來自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的61名學者參加了學術研討會。
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侯效岐副部長、高誌淩巡視員、蘭州交通大學王鐵軍副書記、李引珍副校長出席了開幕式。侯效岐副部長在講話中高度評價了“中外文學對話與西部生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外比較文學、生態文學和西部文化及生態建設方麵發揮的重要作用，希望會議在建設西部和諧文化及和諧生態方麵發揮積極作用，並表示如果將會議屆次化，突出西部和生態特色，甘肅省委宣傳部將作為甘肅的一項理論建設工程給予積極支持。蘭州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王鐵軍研究員在開幕式上致詞，《文學評論》編輯部常務副主編黨聖元研究員、《文藝爭鳴》編輯部主編張未民教授、複旦比較文學研究室楊乃喬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樸宰雨（Park.JaeWoo）教授等在開幕式上發了言。
本次會議以“中外文化對話與西部文化建設”為主題，就“生態與關懷——比較文學視野下的生態文學與西部文化發展”、“交流與過濾——中西文化鏡像中的西部文學與異域文明”、“挑戰與機遇——中國西部地域作家與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化格局”等議題進行了集中交流與深入研討。會議共收到論文40餘篇，論文集將在近期出版。
這次會議關注的主要問題有：
一、比較文學的學科發展與建設問題
台灣大學張漢良先生的發言對比較文學的發展曆史進行了學理性概括，他認為，比較文學學科，起始於法國，最初主要研究跨國文學要素之間因緣關係的流變，關注作品翻譯、流傳等，注重外圍文獻資料的收集，對文學文本的關注比較少。20世紀40—50年代，歐洲移民到美國，比較文學的歐洲傳統被改變，研究回到了作品本身，開展了純文學文本的研究。70年代初，歐美的研究有了很大轉向，他們認為無法把文本從曆史、社會的背景中分離出來去孤立欣賞，強調語言在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1970年開始，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泯滅了，對非文學文本的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不再專注傳統的文學文本，而是研究那些未被重視或不太被接受的文本。80年代以來研究者對理論本身發生了興趣，文學文本與文化文本的相互幹涉，文學與非文學彼此顛覆，使比較文學學科發生轉向。關於“危機論述”，張漢良指出，危機是“他或她正處於在一個學科發展過程中令人憂慮的階段，學科出現了病灶，再繼續下去情況可能會更惡化。”關於晚近的殖民論述危機問題，張漢良通過對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斯匹瓦克（GayatriSpivak）的論述危機進行了理性闡釋。楊乃喬（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從比較詩學的角度出發，介紹了“互文性”概念的語義譜係及語際旅行的概況，認為“互文性”乃比較詩學研究的客體，“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從“相互（inter）”、“文本（text）”與“……性質（-ity）”三個層麵的意義中整合而來的一個外來詩學概念，是指涉多部相關文本及其語義係統之間意義的交叉性和交互性，作為中外詩學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性，是比較視域所指向的研究客體。“互文性”最早由朱莉婭·克裏絲蒂娃在60年代創造和使用，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現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的和現有的表述的易位……”，此概念的提出，對討論多元文化語境下文學理論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當代的批評詞彙表中，互文性是最為通常使用或誤用的術語之一”。在國內漢語學術界，“intertextuality”也被翻譯為“文本間性”，而“間性”是指涉兩種以上具有互涉意義之間的關係性質，格雷厄姆·愛倫在《互文性》一書中曾介紹與使用過六個相關的概念：text（文本）、textual（文本的）、textuality（文本性）、intertext（互文、互文本）、intertextual（互文的）、intertextuality（互文性），其中沒有一個概念可以在字麵上直接翻譯為“文本間性”，尤其是“間性”，把“intertextuality”翻譯為“互文性”，作為一種異化翻譯，要比作為歸化翻譯的“文本間性”更能保持相當的源語特色。楊乃喬說，必須進一步給比較詩學的學科研究範圍劃界，把比較視域的研究客體規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以免比較詩學由於研究客體的過於寬泛而表現出學科的泛化。黨聖元論述了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與闡釋的當代性問題。他認為“中國古代文論”這一學科的產生與西方學術體係的引進有著密切的關係，通過對比可以見出各自的特點。“以西解中”是古代文論近一個世紀的現代研究史主導的理論運作方式，綜觀百年學術史，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文化視界融合”問題是其中一個極其重要而迄今尚未厘清的問題。他認為，文化時間上古與今的關係、文化空間上中與外的關係，以及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求是與致用、研究者個體與理論傳統整體、經典解讀與理論創造等等諸般關係，皆可置於此“視界融合”中加以融會貫通的分析，“視界融合”似可作為分析傳統文論現代遭際的收結點。現代性是多元化的，所以跨文化的對話交流能給世界文化格局帶來的最為理想的境地就是“和而不同”，這也是維係全球文化生態平衡的一個必要前提。李明以比較的角度談了文學現代化的理論建構及其實踐問題，以及現代中國文學“工農兵”方向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