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在紐約市南布朗克斯八十二消防隊當消防員。某個悠閑的星期天，天氣溫暖晴朗，我們轄區內火警比平日增多，消防隊也因而忙些。那天接到的火警電話有十五到二十個，最嚴重的一次是垃圾起火，發生在一幢棄置樓房的後部，我們拖著水龍帶艱苦前進一百八十米才到達現場。
在待命的間隙，我總是抓緊時間到消防隊辦公室去看格雷隊長那份星期日版的“紐約時報”。到我終於讀到書評版，已經是近黃昏了。我一邊看，一邊禁不住熱血沸騰。有一篇文章公然說，愛爾蘭文學複興運動健將、諾貝爾獎得主威廉·巴特勒·葉慈超越了他的愛爾蘭傳統，以寰宇詩人之名永為世人所知。在我看來，這篇文章是惡語誹謗。
看完這篇文章，我義憤填膺，覺得非要在公眾論壇上站起來抗議不可。
此生能夠讓我自豪的東西並不多，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愛爾蘭傳統。第一次讀到葉慈，是在服兵役的時候。我從軍營書架上拿起他的一本詩集，從此葉慈就成了我最喜愛的愛爾蘭作家，後來還有肖恩·歐凱賽和詹姆斯·喬伊斯。
我的祖先都是愛爾蘭農夫、漁民、藍領工人，但是就我所知，他們都對文學有良好的感受能力。這種能力也傳給了我母親。母親是電話接線員，每當坐下來，手裏總要拿一本書。
看完那篇文章，盡管我自己指甲縫裏可能仍滿是那天滅火過程中沾上的煙灰，我卻義憤填膺，覺得非要在公眾論壇上站起來抗議不可。
這倒不是因為葉慈的一生及其詩作都與愛爾蘭息息相關，而是因為那篇文章把愛爾蘭傳統當作可以超越的東西。不管是從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還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實屬大不敬。
我心中波濤起伏，決定立即行動，一分鍾也不想浪費。我問：“格雷隊長，我可以借你的打字機一用嗎？”
那是台老爺打字機，雖然我會十指打字，卻也隻能用一個手指打——最有力的手指。我找到一張白紙，紙的頂端印著紐約市消防局的徽記。我希望接到下一個火警電話之前有二十來分鍾時間，隨即憤慨地給“星期日書評”的編輯寫了一封信，一共有四段文句。
信中寫道，葉慈在他的詩中一再表明渴望救星出現，領導愛爾蘭掙脫英國統治；他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觀點徹頭徹尾是愛爾蘭式的。
我在信封上寫地址的時候，傳來了我這次值勤時間的最後一次火警警報。我順著長長的黃銅杆子滑下來，感到出乎意料的平靜，仿佛心頭卸下了一塊巨石。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覺有責任站出來扞衛這位世界最偉大詩人（頂多僅次於荷馬和莎士比亞）的聲譽，為愛爾蘭的文學創作辯護。我隻知道這封信一定要寫，就像牧師應該祈禱，樂手應該演奏一樣。
在這以前，我除了寫過幾首詩、幾篇短篇小說、一部講年齡漸長的小說的開頭以外，從未寫過有什麼價值的東西。我知道我寫的東西都很粗糙，但我也明白，不論是什麼，隻要你做得越多，最後就會做得越好，因此我經常寫些東西，磨煉寫作技巧。我也曾給各種雜誌和報刊投稿，隻是從來未獲采用。
因此，我知道我寫的東西總算要刊出的時候，真是喜出望外。很諷刺，刊出的不是我的詩，也不是短篇小說，而是我寄給《紐約時報》那封信。我想，編輯決定采用這封信，是先被我的信紙所吸引（是不是有編輯人員到防火樓梯上去吸煙？）然後才注意到一個貧民區消防隊員居然很不相稱地用了“救世信念”這樣的字眼——我在信末寫明了我是紐約市消防員。不過，我還是喜歡這麼想：編輯暗中同意我的觀點。
我記得有大約二十位教授從美國各地寫信到消防隊支持我的觀點，並向我道賀。這些信讓我覺得自己不但像是個著述甚豐的作家，且有獨到觀點。我一下子好像成了個說話有分量的名人。
我還收到了《真實》雜誌和《紐約客》的信，希望我接受采訪。“紐約客”的那篇專訪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題為“消防員史密斯”的文章刊出以後，我接到某大出版公司的編輯打來的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寫一本講我的生活的書。
我懷疑自己是否有本事寫一本書，不過憑直覺知道消防員工作是值得寫的題材。就這樣，我在六個月裏寫出了《八十二消防隊的報告》。這本書後來售出兩百萬冊，並譯成十二種語文。此後數年我又寫了三部暢銷書，去年並出版回憶錄《獻給瑪麗的歌——一個美籍愛爾蘭人的回憶錄》。
我原先沒想過成為作家或暢銷書作家。這是怎麼來的？我常常思索這個問題。每一次，思緒總要回到那封寫給“紐約時報”的信上去。
我認為，最正確的解釋是我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主題，找到了令我有強烈感受的東西，激使我自自然然就藉寫作發泄這種強烈情感。
我開始寫消防員故事的時候，感到的就是這種感情，後來寫我母親的時候，也是這種感情。在我看來，這些主題代表了人類生活珍貴的品質——正直、誠實、公平。我寫作的時候，這些主題在我的心裏熊熊燃燒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