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在中學時期就在課本中讀過陶鑄的《鬆樹的風格》，那簡練優美的文采曾使我無限崇拜。此後相繼讀了他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隨行紀談》等文章，對我、對一代青年的思想情操、理想和信仰產生巨大影響。他對革命事業和國家的卓著功勳和非凡業績，更令我們高山仰止。
連續三遍讀了陶斯亮的這篇文章，淚水止不住流了一次又一次，心中激起強烈的震撼和共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曾遭遇相似的經曆，我們的人民都曾經受過大大小小的劫難。我當即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對陶鑄的景仰和緬懷，對他們一家的不幸遭遇的同情和骨肉深情的感動，對“四人幫”無恥行徑的憤慨。寫好後沒有立即寄出，劫後餘生的人還心有餘悸，“左”的陰魂仍桎梏著人們。猶豫幾天後，我終於還是把信發出了。
1979年1月4日，門衛送給我一封來自人民日報社的信。打開一看是陶斯亮的親筆簽名信。信中對我的來信表示深深地謝意，她說，林彪、“四人幫”及其同夥的迫害不隻是他們一家，而是許許多多老一輩革命家、革命幹部和革命家庭，要繼承他們的遺誌，化悲痛為力量，積極朝前看，振奮革命精神，努力工作，為建設四個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2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陶斯亮數千字的答謝文章《深深的感謝》，並加了編者按。文章對包括我在內的全國1600多封來信的讀者致以深切的感謝；對自己的一聲呼喊而反射出來的雷鳴般的回聲表示震驚；對讀者們的真知灼見和至真至善至美的絮語錦言深深地感動。文章摘錄了幾封讀者來信的句子，我的“從你的文章裏我更深刻地懂得了陶鑄的風格——-鬆樹的風格。”列為其首。此後，政治上的禁錮被解除，思想界全麵開放，文學界以盧新華《傷痕》為代表的“傷痕文學”作品紛紛湧現。
廣州白雲山鬆樹下，一塊鐫刻著書畫家吳作人手書“鬆風”二字的花崗岩巨石巍然屹立，由曾誌母女護送來的陶鑄的部分骨灰深埋於此。巨石上印刻著一枚清晰的手掌印，這是廣州市委書記林西派人從合肥當年囚室的牆壁上拓印來的，是這位剛直不阿、具有鬆樹風格的的革命家臨死之前留下的不屈抗爭的印記。
2001年，陶鑄夫人曾誌不幸逝世，遵其遺囑，她的骨灰也埋於鬆風石下。
陶斯亮，現任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兼女市長分會執行會長、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理事長等職。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三）
在建黨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時候，重讀這書信文章，仍心生頗多感慨。一個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戰鬥了四十多年的老革命家，一個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央政府的副總理，沒有經過黨的任何會議和決議，就這樣任憑幾個人的信口雌黃，莫名其妙地被趕出政治舞台，橫遭囚禁迫害，直至奪去了生命。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建國以後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極“左”路線使多少誌士仁人乃至普通百姓遭打擊受誣陷被迫害啊！革命勝利已經60多年，孫中山的“民主、民權、民生”仍被置之腦後，人民的權利還橫遭踐踏。在這些用血和淚凝成的淋漓事實麵前，我們應該思考些什麼？憂慮些什麼？
從陶鑄之死想起民族英雄嶽飛，想起於謙，他們對宋、明王朝那麼忠誠，反招致殺身之禍，可悲可歎。“可憐兩朝冤少保，忠魂空對西湖月。”但他們雖被陰謀殺害，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赤膽忠心卻千秋永照。人民群眾最清楚，曆史最公正。一小撮人雖然能得逞於一時，卻會被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被後人唾罵。“生鐵無奈鑄佞臣，天下有誰肯姓秦？”秦檜們曆代奸臣賊子絕無好下場！
然而，嶽飛雖說是被秦檜殺了，實際上，嶽飛那樣的大將，沒有宋高宗“恩準”，誰能殺他？又如後來的於謙，同樣也是被明英宗所殺。“文化大革命”，歸罪於林彪、“四人幫”，也應歸罪於專製和對領袖人物的盲目迷信與崇拜。
從這一封終於發出的信和1600多封充滿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讀者來信中，我們深切感悟到，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經過90年的風風雨雨和100年的坎坎坷坷，我們的黨已經成熟，我們的國家已經步入法製社會，曆史的悲劇當絕不會重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