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響鼓重槌下槌的起因
記得參觀湖北省博物館時，站在複製的曾侯乙編鍾前，手執近兩米長的“濡木”，雙眼盯住一束燈光下兩千四百年前的成排編鍾，重重撞了一下。當“濡木”撞擊鍾壁，轟然發出一聲悶響時，不覺心跳有點兒加快，手心有點兒發潮。當年在湖北省博物館任副館長的馮光生指著鍾壁上圖畫般的“鍾銘”笑著問我：“能識幾個字了？”“鍾磬樂懸”的禮法威嚴，是從金屬體冰冷冷的觸感中讓人體會到的。“對麵王侯”自然是虛擬的“威懾源”，逼視冷目不複存在，但鍾壁銘文依然讓人感到主人構築的“話語壁壘”的冷峻和威嚴。一個個金燦燦的銘文，不但兩千年後沒有幾個人讀得懂，就是兩千年前也沒有幾個人讀得懂，因為它們構築了一套方國宗族的話語，樂律學不過是整套知識體係中的一個分支。一旦“話語”與“權力”勾連，懂得話語的人就得在“秦滅六國”之際腦袋搬家。因為有這份知識儲備的腦袋，對於渴望建立大一統帝王的秦始皇來說，可不是什麼省心的“備份”。所以隔了兩千四百年，這套“鏤金版、刻鍾鼎”的銘文，有三分之二誰也讀不懂了。幸好，編鍾的音響救了當代人。音樂學家和古文字學家聯手，靠千古不移的音階規律，把謎一般的銘文讀下來了。“鍾磬樂懸”是建構禮樂製度的支撐物，吸引著學者們探下身來解讀，但除了從事音樂古考的專家外，一般人難有機會，手執“濡木”撞擊“古代”。所以有此機會的人，就有責任把這份感受介紹出來。有關樂器的一組文章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類似介紹，慢慢積累，竟有十幾篇了。
音樂學家的責任之一，如同科普作家一樣，是要把有點玄乎的專業知識介紹給一般讀者。國外大學教授都要求寫一點普及文章，把最新知識轉化為一般讀者可以理解的知識。別小看這種文字，並不好寫。學術論文可以不考慮讀者對象，普及文章則必須考慮讀者對象，所以科普讀物寫作難乎其難。“寫出具有‘非小說’那樣的‘可讀性’而又不失學術水準的作品也非不可能，恐怕在今日中國還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得到。”羅誌田：《變中前行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讀書》2015年第5期，第68頁。因此國外大學都要求一流教授做些極有挑戰性的科普工作，這已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應盡的社會責任。運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並將之與科普理念結合起來再以吸引人的敘事能力編織成一份觀照古今、通俗易懂的文本——誰說音樂學家不需要文史素養與文學敘事的綜合能力？
寫這類文章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難成大事”的自知之明。構建理論體係，“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後漢）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五），李培南、李學潁、高延年、欽本立、黃宇齊、龔炳孫標點整理，龔炳孫通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78頁。既然做不成大事，不妨做點普及工作。
王蒙寫道：“韓少功說過一個很有趣的話，他說我喜歡沒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寫論文，想不清楚我就寫小說，寫小說就是想不清楚的事。”王蒙：《從莫言獲獎說起——王蒙先生在澳門大學的演講》，《中國文化報》2012年11月26日第4版。這些短文也是我想不清楚“大理論”卻堵了一肚子感慨的結果。套用上麵的話：想清楚了寫論文，想不清楚寫雜文。
寫了幾本書，空餘下來，換換腦子，寫點與學術不太一樣的東西。音樂家渴望用文字描述音樂，雖然勝例罕見，但依然不斷地寫。舒羽《流水》中說：“用文字去鞏固音樂，猶如用鞭子去抽打空氣。”江弱水：《流水觀瀾紀》，《讀書》2014年第9期，第158頁。文字的功用在於抒發音樂家對音樂的感受和見解，不管是否說不說得清楚。霜重鼓寒聲不起
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在文字呈現方式上總有一種渴望采用異於日常口語、帶點神聖和優雅去表達的意願。推敲文字，提升意境，盡其神理，抵達境界。曹丕把文章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地位，文人自然有了“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的幻想。這些都在生長年代有意無意帶給我們的作文標準。表達上能博雅並觀，再好不過。正統觀念培養的人，多多少少都希望文字能夠通過內心自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