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中情意結，“戀”時人嬋娟（代後記）
錢虹第一次見到張翎，是在八年前。二○○二年秋天，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在浦東名人苑賓館舉行。我作為一九九四年籌備成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上海三名籌委之一，也參與了這屆研討會的一些籌備工作。正是在這屆研討會上，我見到了由“本家”少君（他本名錢建軍）帶領的“北美兵團”的一群華文作家。當時來赴會的“北美兵團”中，就有幾位聲譽鵲起的 “新移民”作家，張翎是其中之一。她是複旦大學一九八三屆外語係畢業生，所以來上海開會，就像是回娘家一樣。我會後寫了《海空遼闊華文飛》的長篇述評，後來分別發表於《文藝報》和《香江文壇》上。
再見張翎時，已是兩年後。二○○四年秋天，第十三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在依山傍海的山東威海召開。因為同住在山東大學威海分校賓館內，那次我與她有了深談的機會。她邀我到她房間坐坐聊聊天，我就去了。這一談，可謂相談甚歡。或許因為我們都屬於“五○後”，恢複高考後分別考入華東師範大學和複旦大學求學，雖稱不上是校友，但畢竟都屬上海高校，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百廢待興，上海的文科高校也就那麼幾所（有多所高校“文革”中被合並），所以談起當年彼此都有一種親切感。那時候我們校際之間彼此消息靈通得很：複旦大學中文係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在《文彙報》上發表之前，我們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七七級學生中就有人已知道並在宿舍裏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了。這一次盧新華攜他在長江文藝出版社的新著《紫禁女》來到會場，我和他是故友重聚，而與張翎等則有相見恨晚之慨。我和她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了許久，聊我們當年讀書時彼此的種種趣事，聊我們後來在求職、工作中的不同選擇，聊到了各自的家庭和丈夫，這種純屬女人之間帶有私密性的傾訴，不帶任何功利色彩，卻讓彼此的心靈貼得很近。我覺得張翎的身上有一種南方女性少有的坦誠與真率，雖然她有著典型的南方女人優雅而美麗的外表。
近年來，張翎成了海外華文文壇上聲譽鵲起的加拿大華人女作家。但有一點我覺得十分難能可貴的是：她至今並非職業寫手，而仍是一位“業餘作者”。創作於她，似乎是一種不無誘惑的擦邊球而非職業化的賽場拚搏，這使她的小說多了幾分從容揮灑、閑庭信步的意味。當然她的創作曆程，並非一馬平川。據我所知，張翎出生於浙江溫州的一個小縣城。“文革”時期，曾有過全國範圍內“上山下鄉一片紅”之盛舉，即六六屆以後的初高中畢業生，除了或參軍、或因殘疾等特殊情況外，一律下放農村或邊疆，當時叫做到“廣闊天地去煉一顆紅心”。十六歲的張翎初中還沒畢業，就到一所小學去當了代課教師。一年之後，她又進了一家工廠成了一名車床操作工。在那個霧霾重重的年代，張翎覺得自己的前途猶如墨黑的隧道，看不到一線光明，她當時唯一的信念就是：一定要走出這片黑暗。她的內心充滿著躁動不安。她不滿足於枯燥而又單調的生活，她要尋找哪怕是一星半點的希望。她後來對《溫州日報·甌越副刊》的記者這樣說：“我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張著所有的毛孔貪婪地學著一切能學到的東西：繪畫、古典文學、外語，把手能伸得到的書都讀了，把眼睛能看得到的東西都給學了。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九年，這六年時間裏，我自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再教育課程，我人生觀、世界觀的真正形成就是在這六年裏奠定的。”在這一時期，她開始嚐試寫作，多年之後，張翎在《〈塵世〉後記》中提到這樣一件事：她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做交流期間，偶然在其燕京圖書館發現了一本一九七七年國內出版的《浙江文藝》（原名《東海》），發現了自己首次發表的處女作《雷鋒頌》，“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段化為鉛印的文字，寫在不諳世事的豆蔻年華”。“我的目光吃力地犁過歲月的積塵，在那些半是口號半是快板的僵硬文字中間穿行。”
一九七九年，張翎衝破重重阻力，甚至為了專心複習迎考而辭掉了工作，最終以浙江全省外語類高考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被複旦大學外語係錄取。走出溫州的小縣城不易，到大上海求學就更值得珍惜。讀大學期間，一方麵是外語專業的要求，另一方麵也是興趣使然，張翎閱讀了大量的歐美文學，她後來回憶：“可以說，我的文學閱讀大部分是在大學裏完成的。”與此同時，她也開始在《福建文學》《東海》等省級文學雜誌上發表短篇小說，成為小有名氣的一位浙江籍業餘作者，據資深編輯袁敏回憶：三十多年前她時任《東海》小說編輯，曾提到當年去江山辦文學筆會，與張翎的首次見麵及其深刻印象。不過，這些作品相對於她後來重新提筆專心創作而言，隻可說是一種練筆。一九八三年她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在國家煤炭部任科技翻譯，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下班。這段千篇一律、缺乏靈性的生活維持了三年，“在北京的三年對我的世界觀形成也有很大關係。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博大，江南長大的我，到了北京，才感覺江南是一件很精致的金縷繡衣，我身子略微一動，就會把那些針腳掙破。在北京，我不再需要原來的衣服，我需要一種博，一種大，一種更大的空間，於是我選擇了出國。” 張翎從溫州走到上海，又從上海來到北京，再從北京選擇出國，一次比一次走得更遠。
一九八六年，張翎辭去了北京國家煤炭部當翻譯的穩定工作。拎著兩隻大箱子，跨出了國門。在國外的最初幾年，她始終處於“流浪”的環境與心境中。她曾經搬過十幾次家，所有的家當就是兩隻行李箱，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搞創作便成了一種奢望。她形容說，“剛留學、移民時，就像一顆大樹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個地方，一些樹根已經下土，一些還浮在泥土表麵，它對周圍的氣候、環境、土壤有一種很敏感、激烈、痛苦的反應和掙紮。如果那時候就開始寫作，敘述基調一定是激烈的、敏感的、接近於控訴的”。直到九十年代後期，在經曆了十多年赴大洋彼岸留學求安身立命之處而又幾乎居無定所的“流浪”生活之後，她不僅獲得了加拿大卡爾加利大學和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的英國文學與聽力康複學雙碩士學位，而且考出了北美行醫執照，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間聽力診所謀到了聽力康複師的職位，“擁有一份相對穩定生活的時候”，文學又開始向她頻頻招手。她很快就又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業餘作者”。人到中年，可她堅信：“一個離開了青春的人不一定非得一頭栽進衰敗的，其實青春和衰敗中間還有著無限的空間和可能性，可以讓人十分愜意地甚至有些偷生似的享受著大把大把的冷靜和成熟。”於是，長篇小說《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直至反映十九世紀以來飄洋過海出國謀生的華工血淚史的《金山》，以及中短篇小說集《塵世》、《盲約》、《餘震》及《雁過藻溪》等先後出版問世。
遠離許多人趨之若騖的是非功利之漩渦的張翎，反使她那些從容淡定、精致縝密的“業餘”小說作品，顯得別開生麵，自然而又深邃，純粹而又大氣。和嚴歌苓相仿佛，她的作品，尤其是小說頻頻斬獲各種文學獎項：如第七、八屆十月文學獎（二○○○年；二○○七年）；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優秀散文獎（二○○三）；首屆加拿大袁惠鬆文學獎（二○○五）；第四屆《人民文學》獎（二○○六）；《中篇小說選刊》雙年度優秀小說獎（二○○八年）等。中篇小說《羊》、《雁過藻溪》和《餘震》則分別進入中國小說學會二○○三、二○○五、二○○七年度排行榜。二○一○年四月和五月，張翎憑借長篇小說《金山》，獲得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和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第三屆中國小說學會頒發的海外作家特別獎。
有人說“張翎最擅長在‘風月’裏融進‘風雲’。從《望月》到《交錯的彼岸》，再到《郵購新娘》，幾乎都是一部中國現代史的別樣演繹”。確實，張翎的小說常常於虛構中包孕著時代風雲、曆史滄桑；充滿了濃鬱的家國情結與故土情懷，比如，收入本集的中篇小說《雁過藻溪》等作品，無一不顯露出作者對故鄉溫州的山川人情的熟稔與“念舊”，她在《雁過藻溪》中講述的也是與溫州故鄉的曆史掌故、家族興衰有關的女人的故事。但她並非表現的隻是單一的“鄉愁”主題，而是將故鄉藻溪作為發生人物命運轉折的舞台。同樣，她寫中國人在新大陸或拚搏或沉淪的形形色色的命運遭遇，如《戀曲三重奏》、《團圓》、《棄貓阿惶》、《毛頭與瓶》、《陪讀爹娘》等，也突破了一般留學生文學固有的“放逐”和“離散”的窠臼，而將文學的觸角探伸到人性最隱秘的角落，這無疑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是 “跳出了‘新移民文學’的一些表麵化的類型特征，在選材視角上，在人文關懷上、在敘述切入點上，都跳脫了類型、範式的思考，把筆觸直接深入個體與人性的深處，幾乎一篇就給出了一個世態的新麵”。
也正因此，我希望這些小說能得到讀者的喜愛。同時，也希望張翎筆下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還沒有完，完不了。我們期待著。二○一○年六—七月初稿，二○一一年二月修改“曲”中情意結，“戀”時人嬋娟——關於張翎及其“藻溪”故事解讀（代後記）
錢虹第一次見到張翎，是在八年前。2002年秋天，第12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在浦東名人苑賓館舉行。那次研討會是由民政部批準成立不久的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主辦的首屆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活動。由複旦大學與香港作家聯會承辦。我作為1994年籌備成立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上海三名籌委之一，也參與了這屆研討會的一些籌備工作。正是在這屆研討會上，我見到了由“本家”少君（他本名錢建軍）帶領的“北美兵團”的一群華文作家。當時來赴會的“北美兵團”中，就有幾位聲譽鵲起的“新移民”作家，張翎是其中之一。她是複旦大學1983屆外語係畢業生，所以來上海開會，就像是回娘家一樣。我會後寫了《海空遼闊華文飛》的長篇述評，後來分別發表於《文藝報》和《香江文壇》上。其中寫道：“北美地區，向來是海外華文文學的重鎮。欣然前來赴會的北美華文學者和作家，除了像加州大學教授杜國清、《美華文學》副主編王性初、匹茲堡大學研究員少君、美華作家柯振中等‘老代表’外，又有不少‘新麵孔’，如前幾年由港赴美的夏威夷華文作協的黃河浪、連芸夫婦，《珍珠港》編輯葉芳，以及近年來在北美華文文壇聲譽鵲起的‘新移民作家’陳瑞琳、張翎、沈寧等，都是首次受邀出席在國內舉行的華文文學研討會。這些‘新移民作家’，大都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的中文文學素養和文字表達能力，他們出國後在工作、謀生之餘，創作並出版眾多的華文文學作品和華文刊物、書籍，並以其創作的實績成為了北美華文文壇上一支成績斐然的生力軍。他們的到來，為國內的北美‘新移民文學’的研究互動吹來了一股熱風……”不過，那次我因為晚上回家住，沒有更多時間與張翎等深談。
再見張翎時，已是兩年後。2004年秋天，第13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在依山傍海的山東威海召開。因為同住在山東大學威海分校賓館內，那次我與她有了深談的機會。她邀我到她房間坐坐聊聊天，我就去了，可謂相談甚歡。或許因為我們都屬於“50後”，恢複高考後分別考入華東師範大學和複旦大學求學，雖稱不上是校友，但畢竟都屬上海高校，上世紀70年代後期百廢待興，上海的文科高校也就那麼幾所（有多所高校“文革”中被合並），所以談起當年彼此都有一種親切感。那時候我們校際之間彼此消息靈通得很：複旦大學中文係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在《文彙報》上發表之前，我們華師大中文係77級學生中就有人已知道並在宿舍裏展開過熱烈的討論了。這一次盧新華攜他在長江文藝出版社的新著《紫禁女》來到會場，我和他是故友重聚，而與張翎等則有相見恨晚之慨。我和她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了許久，聊我們當年讀書時彼此的種種趣事，聊我們後來在求職、工作中的不同選擇，聊到了各自的家庭和丈夫，這種純屬女人之間帶有私密性的傾訴，不帶任何功利色彩，卻讓彼此的心靈貼得很近。我覺得張翎的身上有一種南方女性少有的坦誠與真率，雖然她有著典型的南方女人優雅而美麗的外表。
近年來，張翎成了海外華文文壇上聲譽鵲起的加拿大華人女作家，但有一點我覺得十分難能可貴的是：她至今並非職業寫手，而仍是一位“業餘作者”。創作於她，似乎是一種不無誘惑的擦邊球而非職業化的賽場拚搏，這使她的小說多了幾分從容揮灑、閑庭信步的意味。當然她的創作曆程，並非一馬平川。據說早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她曾是浙江小有名氣的一位業餘作者，“那時，張翎是溫州一家小工廠的車床操作工，寫作的靈感開始在內心隱隱萌動。她不滿現狀，期待著生活中某種重大變化的發生。”引自袁敏在為“張翎小說精選”的序言《寫在前麵》（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1頁）。30多年前她時任《東海》小說編輯，在序中曾提到當年去江山辦文學筆會，與張翎的首次見麵及其深刻印象。不過除了“零零星星地發表過”類似《雷鋒頌》等“鉛印的文字”外，如今已難以找到她當年“有過一些狂妄的文學之夢”的痕跡了據張翎在《〈塵世〉後記》中敘述：她曾在美國某知名學府作交流期間，偶然在其東亞圖書館發現了一本1977年國內出版的《浙江文藝》（原名《東海》），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少作《雷鋒頌》，“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段化為鉛印的文字，寫在不諳世事的豆蔻年華。”“我的目光吃力地犁過歲月的積塵，在那些半是口號半是快板的僵硬文字中間穿行。”（張翎《後記·散亂在文字中間的閑話》，《塵世》集，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94頁）。隨著恢複“高考”後她於70年代末考入複旦大學求學，80年代中期又去國留學，文學創作便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