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類曆史匆匆走過，總會留下許多不同的回聲，這回聲不管如洪鍾大呂，還是如牙板遊絲，都會向後世宣示著它們的曾經存在。《白塔》無疑可成為這回聲中的一個音符，它向我們敘述了上個世紀中葉“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一群知識分子的文化守候和他們心靈深處的歌哭。熟悉那段曆史的讀者總會被它的纖纖素手撥動那不願回首又揮之不去的敏感心弦，產生悠長的共鳴；不熟悉那段曆史的讀者，也會因《白塔》抹去曆史塵埃展示在他們麵前的荒誕，而感受到民族曾經的戰栗與苦痛，為之聳然一驚，去重新審視那段曆史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父輩們的人生。
文化守候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已有非常久遠的曆史。與西方知識分子產生的背景不同，中國知識分子的前身是“士”，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產生了，並且注定了他們文化守候者的宿命。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與人生追求是“內聖外王”，實現這一理想追求，必須走“修齊治平”的路子，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自我道德完善過程，道德完善外射為“齊家”，即把家庭治理好，這是道德外化的最低要求；更高一個層次的理想是“治國”；由治國而達到“平天下”的最高理想。這是一個漫長的曆程，孔子的弟子曾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正是秉承這種道德意識，背負這種人生宿命，走過了風雨滄桑數千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知識分子地位在一次次政治運動與社會變革中，產生了一次次大起大落的變化，但正如“精神不死鳥”之鳳凰，在一次次涅槃中他們的人生價值和道德追求與傳統知識分子並沒有產生根本的變化。承擔社會責任、傳遞文明薪火，仍然是中國知識分子苦心孤詣的人生追求。這就是：《白塔》中的馮德彰與柳若惠們文化守候的社會心理基礎。
故事發生在遼西走廊與內蒙古高原接壤的荒遠小鎮萊城，這批文化守候者就生活在萊城中學。自然環境是艱苦的，狂風卷著黃沙迷得人睜不開眼，而這樣的風竟是“一年隻刮兩次，每次都刮六個月。”冬天，來自西伯利亞的寒風刺骨，滴水成冰；夏日，發自內蒙古高原的燥熱，炙烤大地，酷熱難當。這些對於來自全國四麵八方“臭老九”們已經難以忍受，可是令他們更難於承受的是來自政治上的打擊與社會身份的邊緣化。在這個不大的教師隊伍中，有右派分子，有國民黨三青團員，有被鎮壓的大地主的兒子，有國民黨軍隊的記者，也有自覺選擇支援邊疆的轉業軍官和大學生。他們經曆的最沉重打擊是時任學校書記兼校長、中國人民誌願軍轉業支邊軍官“馮德彰被放到一輛手推車上，頭上戴著一頂由近二米長的爐筒子做成的高帽，那高帽又沉又破，死死地卡在馮德彰的頭上。陪鬥的胡鳳棲和張寶璞一左一右地站在馮德彰旁邊，拚命地往上抬著爐筒子，免得馮德彰的腦袋卡得更深。而車下麵，柳若惠胸前帶一塊‘柳牛鬼’的牌子，江大雄帶一塊‘江蛇神’的牌子，正使出吃奶的勁推著車子。兩個人累壞了，因為手推車有一個輪胎被造反派放光了氣，直往一邊倒，必須扶直了車子才能前行，而他們就這樣推著車穿街過巷地快把萊城走遍了。當然，如果這樣還不足以引人注目，他們的隊伍裏還有一個‘三青團員’李增廣，李增廣的任務就是一刻不能停歇地敲著一隻破囉，一邊敲一邊還要高喊：‘鬥土皇上唉，鬥土皇上嘍！’”在當時扭曲的政治化社會中，這些人雖然沒有被屏蔽，卻是被極端邊緣化的。這種身份地位與他們作為知識分子承擔社會責任，傳遞文明薪火的崇高的精神世界相差是多麼懸殊啊丨但是他們依然以“不死鳥”之精神，守候著文化。
為了保護學校圖書室、化驗室、生物實驗室，馮德彰、柳若惠帶領幾個教師在漆黑的夜晚，避開造反派，用一些碎磚頭將圖書室、化驗室、生物實驗室的門和窗子都封上了，又在牆麵上胡亂地塗了些泥巴。躲過了造反派毀滅性踐踏，所有的儀器設備和書籍都完好無缺地保存了下來，為春回大地時的文化複蘇做好了準備。在批林批孔甚囂塵上時，他們冒著巨大的風險，引導學生翻譯讀懂《論語》原文，了解孔子生活的曆史背景，把一個真實的孔子呈現在學生麵前。在高度政治化的教材中，他們千方百計利用一個典故、一句成語暗渡陳倉，借題發揮，大段地講述曆史，講述文明。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保護文化心脈不至於就死。當發現自己的努力得到學生認可時，他們竟感動得無以言表。書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