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華夏民族的孕育以東部族群與西北族群的鬥爭融合為軸心。這一主導傾向，近世學者概括為“夷夏東西說”是有道理的，形象的說法是“龍飛鳳舞”：西北族群的最高圖騰是蟒蛇（蛙、魚、龜皆其同類），東部族群的最高圖騰是燕鳥，兩種圖騰的神化便演變出中華民族普遍崇奉的理想動物龍和鳳。此外還有北方遊牧民族的鹿圖騰，後來演化為與龍、鳳並駕而位居第三的麒麟。在這一曆史性的民族融合與文化轉型過程中，東夷顓頊棗帝嚳棗舜一係實代表了當時中原農耕文化的主體。整個“五帝”時代，部落大聯盟的中心活動區在今豫東北的濮陽與魯西南的曲阜之間，古所傳帝都大多在這一線周圍，而山東半島的濰淄流域和晉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則是這一軸心兩端的發達區。中國文明初興的一些重大特征，諸如國家政製結構的醞釀和形成，傳統宗法建製的轉換與重構，上古禮製的進化與茁長等等，無疑都是植根於農耕基礎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於東夷文化。尤其是體現中國文化主要特色的禮樂文化，到舜為聯盟大酋長時已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尚書·舜典》所記的行政措施及《益稷》篇所記的盛大樂舞場麵皆是其證，夏、商、周三代禮製和朝廷大樂即皆以北為源頭。近世所發現的留有大量青銅器物、帶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無疑可以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會範本，這一文明形態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從大汶口棗山東龍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古史茫昧而多姿，追尋東夷文化的絢麗風采是格外引人入勝的。而自夏、商以來，東夷文化已明顯地分為魯文化與齊文化兩大支。這兩支文化本有著極相近的親緣關係，但在曆史源流、發展道路和總體風格上又很有些不同。魯文化融入華夏中原文化較早，到西周時它所體現出來的深厚重農傳統、嚴密宗法體係和發達禮樂文明，事實上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主統而來（“周禮”是這一主統的新起代名詞），周人所加入的新因素並不很多。下及春秋時期，魯文化精神反映到學術文化上，便孕育出充實、質樸、謹嚴而趨向保守的儒學（以及墨學），其書史記亦重理性、輕玄談、嚴肅枯索而不語“怪力亂神”。齊文化融入華夏中原文化較晚，故爾夏、商時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東的“九夷”視為化外之民。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齊文化，恰恰是東夷濱海文化的嫡傳，它的經濟基礎以農、牧、漁、鹽並重，宗法結構和社會組織相對鬆散，禮製觀念亦相對淡薄，民俗風情複雜多樣。反映到學術文化上，便產生出空靈華侈、舒緩闊達而開放活潑的稷下學術，其文獻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謀、浪漫生動而充滿詭變神奇。簡言之，魯文化是典範的中原平原型，齊文化則屬邊地海原與中原平原的結合型。二者的分界大體仍在泰沂山係，而到春秋戰國時期，齊文化也逐步被完全納入到廣義中原文化的範疇。這兩支文化均源出內涵深廣的東夷文化，其豐厚遺產經過先秦諸子的總結、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為後世中國文化思想的兩大幹流。學者稱“齊魯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微型”，其義足可玩味。倘得仔細追索東夷文化的曆史行程，並進而描述齊魯文化的全貌，則知東夷非夷，微型不微，其遺澤流惠於中國文化者至大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