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專欄
作者：賈康
稅收總體來說，要解決政府履行職能“錢從哪裏來”，“用到哪裏去”。也就是稅收必須“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雖然任何主體都不否定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理念，但我國稅收原則體現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理念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是非常明顯的。
在稅收和征收環節上，納稅人在征繳環節上發生的感受具有“稅收痛苦”。這種稅收產生的利益讓渡就像“拔鵝毛”。公權體係行使征稅權是帶有強製性的，“拔鵝毛”的水平較高，“既把鵝毛拔下來，又讓鵝不叫喚，至少要讓鵝少叫喚”。由此可見，在“稅收痛苦”這個概念上，中國社會現在無可回避，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來討論它。
納稅人在交稅的時候會反複聽到“取之於民”是“用之於民”的理念宣傳，以表明“取”後是“用”於滿足人民群眾、納稅人的利益的，這個大循環在具體的對應性上卻必須說清楚：“取”之收入點（人）與“用”之支出點（人）並不是一一對應的。因為稅收除了有給政府籌集收入、履行服務公眾管理社會職能的作用之外，它還必須伴隨另外一種職能，而且是現代社會越來越推崇的管理職能，就是要合理地行使收入調節功能，發揮再分配的作用。這裏麵尤其是直接稅會明顯成為再分配的政策工具，所以稅收製度就必然要在其優化設計和運作裏麵考慮“抽肥補瘦”。但“抽肥補瘦”效應在實際生活裏麵又伴隨著開放條件下統一市場裏的納稅人有“用腳投票”的空間。
稅收不可避免，稅收成本也必不可少。但應減少、優化稅收成本空間，盡量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稅收涉及整個公權體係的綜合成本，並不隻是稅收部門自己的一個運行成本問題。在中國要使稅收的征管成本、行政成本、綜合成本最小化，政府的大部製改革、扁平化的機構改革，是當然的命題。
如何做到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筆者認為，一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製度建設必須全麵法治化。“稅收法定”是整個公權體係以其合法性使稅收健康運轉的最關鍵的製度。現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所推崇的製度建設，已經到了四中全會表述為全麵的依法治國、全麵的法治化，理念和邏輯是清楚的，但是做起來還是有難度的。
二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績效追求。實際生活中間，政府“錢從哪裏來、用到哪裏去”近年在透明度上作了一係列前所未有的積極努力，但它已經達到的公開透明和績效水平，仍顯滯後，這方麵理念和現實的差距也是明顯的。如果說在政府牽頭、全民參與的一個製度建設過程中，不能在透明和績效方麵有讓公眾日趨認可的進步，而一味要求公眾誠信納稅，那麼這樣一種誠信納稅文化的培育，其實是缺乏對應因素的。
但在稅收這種事情上，又不可能簡單用“少數服從多數”來處理。如果那樣就太簡單了：碰到的所有稅製問題來個全民公決，馬上就有結果——那麼很可能現在對個人所得稅做個全民公決的結果，就是多數人認為取消這個稅最好，房地產稅更不用說……我們必須把政治文明、公民素質、專業理性、社會和諧、公權體係善治等要素綜合在一起，通過規範的立法過程，形成“最大公約數”，把各種利益集團的訴求盡可能地、最大包容性地來給以規則式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