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王璽印文字試解
巴蜀文化
作者：馮廣宏
兩座王陵的發現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縣馬家公社發現一座戰國時期的豎穴土坑木槨墓，因位於城西北5公裏的馬家鋪，故又稱馬家大墓。大墓平麵呈“甲”字形，木槨朝向正西。墓道長8.82米，墓坑長10.45米，寬9.2米，麵積約150平方米，坑壁基本垂直，規模甚為宏大。木槨全用名貴的楠木構築，長8.30米，寬6.67米。槨室中央為棺室，周圍有頭箱、足箱、邊箱等共8個，分為九格。棺室內置楠木獨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與底用木枋構築，上用木枋作蓋。木槨及“腰坑”四周和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雖然此墓早遭盜掘，槨室內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未被盜墓賊發現，腰坑中器物保存得仍然比較完好，計出土青銅器共20多類118件；銅禮器中有5件一組的列鼎，5件一組的壺有兩種形式，編鍾也是5件一組；許多兵器5件成組，可能因蜀地有“尚五”習俗之故。還有缶一對、蓋豆一對。從槨室內殘存的蓋弓帽和管形車器來看，原來還隨葬了一批車馬器。研究者認為，器物中的釜、甑、鍪、盤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見的組合，大批戈、劍、矛、鉞和斧、斤、削、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鍪、釜、甑的出現早於中原，是巴蜀人的獨有。陶器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幾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僅存一件漆耳杯，上有巴蜀文字，也是巴蜀的特有文物。出土器物以類別而言，用具有敦、鑒、盤、匜、勺、鍪、釜、甑等；食器有鼎、敦、壺、豆、釜、甑等；兵器有戈、矛、鉞、短劍等；工具有削、鑿、鋸、雕刀等。不少器物都光潔如新，有些銅器如短劍、鋸、雕刀等物，上麵所附加的木板和綁紮的繩索也都保存完好。其中有一銅鼎，蓋內有“邵之食鼎”4字銘文，字體是春秋戰國時楚地流行風格。王家祐與筆者曾經撰文論證此器為蜀製，“邵”為蜀王之名，並非楚國貴族昭氏，因銘文不會勒氏，隻會勒名。成都博物館判定墓葬年代屬戰國中期偏早，正是開明王朝經新都再遷成都的時期；而從規模、形製、文物數量、器物規格來分析，這座墓葬決非一般貴族墓，而是一座典型的蜀王陵。
出土的隨葬品中有兩件銅印，其中一件方形銅印寬3.5厘米，高1.4厘米，背微拱，中有鋬鈕，有四饕餮圖案組成的紋飾。這種印章過去少見，應該就是墓主蜀王的璽印。
從1999年起至2008年，四川考古人士配合三峽搶救性考古工作，對省內宣漢縣普光鎮進化村羅家壩文化遺址進行過三次發掘清理。1999年第一次清理墓葬6座；2003年再次發掘，清理墓葬33座；2007年又清理墓葬26座。其中時代約為戰國早期的33號大墓，最為引人注目。其墓坑寬7.3米，長9米以上；雖曾遭遇盜掘，但墓坑東部仍出土銅器130餘件，其中禮器有鼎、缶、簠、甗、敦、罍、壺、豆（帶蓋）、鑒、匜等，其基本組合與中原文化相似，而罕見於蜀域；兵器以戈為多（21件），另有鉞、劍、矛、刀、箭鏃等；用具有釜、鍪、尖底盒、勺、鏤空器座等；工具有鑿、削、斤、手鋸、雕刀等；飾物亦有10餘件；但沒有發現樂器。許多出土器物與新都馬家大墓非常相近。30多件陶器中有7件為彩繪。陶器中有尖底盞、花邊口圜底罐、缽、網墜等。根據此墓規格和出土器物情況，其並非一般貴族墓葬，應該是開明王朝時期的巴地王侯陵墓。
宣漢羅家壩遺址前後出土巴蜀銅印6件。在第二次發掘中，12號墓出土的蝴蝶形印章，蝶翅和蝶身都刻畫精美，是國內唯一的特殊印章形式，但印文鏽蝕不能辨認。10號墓墓主為女性，出土圓形青銅印章，印文為漢字“王”與火焰形和蝌蚪形符號所組成，當是巴賨貴族。21號墓墓主應是武士，出土一件較薄的青銅印章，印文不可辨認。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在王侯一級的33號墓坑中，墓主骨架腰部發現一件青銅圓印，直徑約8厘米，印文經處理後相當清晰，因做工精細，被譽為最完整的巴王印章。
新都蜀王璽印解讀
新都馬家大墓出土的方形璽印，上麵刻有巴蜀特有的圖像文字。印文可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由三個文字所組成。中心是張開的鎧甲圖像，頂上有頭盔，甲衣由25塊鎧甲片聯綴而成，是為一字。鎧甲圖像的左右兩邊，各有一牙璋圖像，右側圖像略有蝕壞，這是相同的兩個字。過去多將這種牙璋圖像解釋成“鐸”。雖然圖像的外表有突起的乳丁，與鐸相似，但中間應有鈴舌，執柄才能搖響；而且其放置方式，應該是大口朝下，方能穩定。但該圖形象是大口朝上，與鐸不合。印文下半部分也由三個文字組成，主體是兩個光頭人呈攜手狀，成為一字；而攜手之處的“三星玉版”，又是一字。下麵的空處，刻有一帶蓋的罍，也是一個文字。
印文中的鎧甲圖像，顯然意在強調武力保衛，故可讀“武”。這個字應是開明王朝標誌性徽記，象形氣息甚濃。對比一下大墓中出土的5件成組器物上，多刻有一種徽記文字，類似古漢字“”形；整體上看，好像宮廷洞門前麵的柵欄，又像是具有左右兩根立柱的牌坊，與後麵宮門互相套疊。筆者發現，這個徽記應該是印文鎧甲圖像的符號化，實為一字。其下角有一小方塊，中有斜線。筆者曾撰文論證過，這一合文應即“開明”二字。在唐宋有不少集錄古文奇字的書籍，如唐崔希裕《纂古》一書，曾收錄“古文”一字，字形就是“”，宋人轉錄時定為“明”字；筆者疑此字本是“開明”合文裏的“開”字，唐人熟知，在宋人轉錄時漏掉“開”的部分，卻把“明”字的隸定結果保留下來了。宋代郭忠恕《汗簡》曾經征引古文七十一家，其中古文“日”字，是方塊形中間一根折線，或許就是那個“明”字的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