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絲路：吐蕃“重漢繒”之俗與絲綢使用
論點摘編
石碩與羅宏在《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上發表文章，曆史上在絲綢由中原地區向西傳播過程中，也傳入了青藏高原地區。公元7—9世紀唐地絲綢大量輸入吐蕃，受到吐蕃貴族及上層人士的喜好與珍視，形成“重漢繒”的社會風氣。但吐蕃氣候寒冷，並不適合穿著絲綢，吐蕃貴族除用作頭巾和衣飾以體現身份與等級外，一般不直接穿著絲綢。因實用空間受限，絲綢趨向了文化象征意義的發展路徑。吐蕃中後期絲綢與佛教信仰日漸結合，成為體現佛、法、僧之崇高地位和表達敬仰的特殊禮儀品，也被用作祭祀神靈之物。此外，還作為酬金、借貸和利息等進入交換領域。吐蕃絲綢使用的象征意義遠大於使用價值，這也奠定了後來藏地絲綢使用的基本路徑。
采造務、堡寨、弓箭手：北宋對西北吐蕃居地的開發與開拓
聶傳平和侯甬堅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上發表文章，目前學界對北宋經製西北吐蕃居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軍事領域，對自然資源開發與其關係論述較少。本文從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角度，結合采造務、堡寨、弓箭手等機構與組織的設立，對北宋政府在西北吐蕃居地的開發與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進行了探討。北宋對西北吐蕃居地的開發與開拓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960—1037），以采伐森林資源為主，雖然宋廷反對開邊，但采造務及堡寨的設置仍然使北宋的實際控製範圍沿渭河穀地向上遊推進；第二階段（1038—1070），北宋實行武力開邊政策，創設熙河路，將西北吐蕃居地納入版圖。北宋對西北吐蕃居地的開發與開拓是相輔相成的，自然資源的開發為邊疆開拓奠定物質基礎，邊疆的開拓又為資源開發提供新的空間，二者相互結合，取得顯著成效。
米拉交換與親屬關係的互惠實踐——以西藏山南拉加裏村為例
白賽藏草在《中國藏學》2015年第1期上發表文章，拉加裏村位於西藏山南地區曲鬆縣城西南方向的一個土壩子上，全村現有96戶、346人，村民生計方式主要以農業為主，兼以手工業和副業勞動。拉加裏人之間廣泛存在著一種勞動交換，當地人將其稱為“米拉”，或艾拉。本文描述並解釋了拉加裏的“米拉”換工現象，其內容以勞動為主，對象以親屬（苯加）為主題，噶尼或朋友次之。作者認為這種深嵌於親屬關係中的換工不能以通常意義上勞動價值的高低來評估，而應該從總體社會的意義來理解，其中主要涉及到親屬關係。
西藏那曲地區牧民能源貧困研究
楊濤和鄭勇維在《中國藏學》2015年第1期上發表文章，農牧民生活能源生產與消費涉及到生態安全和民生改善，本文根據能源貧困理論，對西藏那曲地區農牧民生活能源消費狀況進行了研究。根據那曲地區四個村莊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顯示，2012年那曲地區農牧民生活能源消費中不存在絕對能源貧困，但是相對能源貧困顯著，這直接體現為牛糞占生活能源能量比重高、牛糞采集運輸占能源消費比重高、電力占生活能源支出比例低。為此，為緩解農牧民生活能源貧困，應當選擇一條兼顧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符合牧區實際的牛糞資源替代與互補共存的生活能源消費升級模式，消除能源貧困。
根文化意義及移民的適應性困惑——以甘肅藏族村落GL村的調查為例
王曉雲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上發表文章，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因戰亂、逃荒等原因，甘肅臨夏、和政、臨洮等縣的一部分漢族人，“逃難”到甘肅桃河流域的許多藏族村落，而對這部分漢族移民的生活狀況，學術界卻很少給予關注。文章以洮河流域卓尼藏族村落GL村為研究個案，對其村落中八戶漢族移民的生產生活狀況做了深入調查，從根文化意義的角度梳理並分析這部分作為異鄉、異族在藏族村落裏遇到的各種適應性困惑。調查顯示，移居到GL村的這部分漢族人，與當地藏族人在長期的相處中，也未受到藏族人的任何實質性排擠，總體而言，大家都能和睦相處。作者認為，地方政府在政策上應施行優惠政策的涵蓋性原則，讓惠民的民族政策惠及到生活在同一地域、同一起跑線上的每一個民族的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