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
主編寄語
作者：席酉民
中國反腐的熱浪以超越人們期待的力度勁吹。然而，剛剛有人感到官不好當了，似乎公務員也不那麼誘人了（其實，健康的社會本應如此），就有不少官員開始擔心，長此以往，政府人員工作熱情難以調動了，積極性沒了，創造性少了，甚至不少人怕擔責任不推不動了，不想有作為了。
上述擔憂一方麵來自於自身權力被削弱的情感反應，另一方麵則源於對政府作用和權力地位的過度認知，總擔心如果政府撒手，會導致混亂或後果不堪設想。其實，隻要法製健全、市場完善、服務到位，許多本不用政府操心的事情會發展得更好。許多發達國家，即使很小的政府，甚至短暫無政府，社會也並未陷入混亂，百姓也並未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中國各界已充分認識到政府無處不在的強力管控的弊端，然而，如果沒有進一步政治體製改革，把權力真正裝進籠子，讓權力自己革自己的命是很難的。李克強在征求社會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時明確表示，我個人不“以言代法”，但強調“政府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公共監管必須有硬措施，以此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國務院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簡政放權，不斷加大力度，甚至設立了指標，但我們聽到的和感覺到的卻是來自各部門的應對技巧和阻力，如有些部門將過去已放的權統統計算來應付放權指標的要求，不少部門在放的過程中，隻挑那些雞毛蒜皮的權放，實質性的權力依然牢牢堅守著。
中國道家先賢自古有“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老子認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而且一再強調無為才能無不為。
那些擔心一放就亂的官員，輕視了老百姓的智力和創造性，中國人有極強的適應性和容錯能力。
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控製著好像沒亂，但卻扼殺了發展的活力、民間的創造性、社會潛能釋放的空間。放權之始，也許需要一段適應性，但百姓、企業、組織會照看好他們自己的事情，並會很快摸索出合適的道路，發展出恰當的模式。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改革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無為不是不做事，而是在做好該做之事的基礎上讓大家做自己的事，以萬民的自為實現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實現無治無不治。關於無為有四種情況，對操權者（政府）而言，可無為，也可有為；對百姓而言，則有可為和不可為。如果百姓可為，操權者最好無為，否則操權者的有為常常會幹預百姓的可為；如果百姓不可為，操權者的無為將窒息社會活力，此時，操權者最好以其為盡快讓百姓可為，然後自己再退居為無為。
理論上講，操權者的權力是百姓賦予的，操權者需要好好努力，該無為則無為，如大量放下手中那些本應屬於市場、人民和組織的權力；該有為則真正有為，如受托做好公益、社會保障、環境和安全等服務。真正應該高度警惕的是，本該下放的權力不下放，百姓無法為，而政府還不為，拿著權不幹事，百姓想幹又不能幹，從而使全社會陷入無為的僵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