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對大眾文化的發展，西方學者究竟從怎麼樣的角度逐步切入，從而更深刻地挖掘其內涵？總結西方學者的思路，我們不難看到如下的線索：首先，什麼或者是誰在決定著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自下而上來自大眾自身，使人們自己所想所思的表達，還是自上而下，是一種統治力量充滿陰謀的強製？其次，麵對大眾文化的商品化這一不爭的事實，西方學者一直在思考，商品化身後蘊藏了什麼？商品規律是否壓倒了藝術內涵？或者它通過消費更加滿足了人們的文化需求？最後，大眾文化是意識形態的征服者還是意識形態的反抗者？也就是說它是灌輸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武器還是一種充滿鬥爭、抑製和解放力量的文化？應該說，西方的大眾文化研究主要就是通過上麵這些相關問題的解決逐次展開的。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內在的原因所致，大眾文化研究與傳播學研究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文化的核心無非就是意義的創造、交往、理解、闡釋，而大眾傳媒，正像霍爾所說的是用來建構社會知識和社會影像，因此它的核心也無非就是文化意義的傳達乃至這一意義的再創造、再交往、再理解、再闡釋。因此，對於大眾文化的研究勢必就滲透到大眾傳媒研究之中，而對大眾傳媒的研究也勢必滲透到大眾文化的研究之中。這正如切特羅姆所說：“文化與傳播的範疇不可避免地會重合現代傳播已成為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的觀念和現實這一整體的組成部分。”因此，說大眾傳媒研究與大眾文化研究有著深刻的內在一致是毫無誇張之處的。
不過，大眾傳媒研究與大眾文化研究之間的深刻的內在一致，又主要是通過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研究中的批判學派來加以融會貫通的。在傳媒研究中，擅長實證分析的，以美國為主的經驗主義學派始終處於主流地位，其代表人物就是傳播學之父施拉姆和四大傳播先驅：拉劄斯菲爾德、拉斯韋爾、霍夫蘭、盧因。他們立足於研究大眾傳媒的規律，采取的是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如歸納主義、因果決定論、統計實驗等等，總之始終是行為主義的思路。具體的研究方法則是將大眾傳媒作為研究對象統統加以量化。在他們看來大眾傳媒無非就是如此，根本不需要什麼更多的鋪墊，隻要一下子將這個光怪陸離的傳媒世界從幕後拉到台前，讓你看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可以萬事大吉。可問題在於：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理解文化與傳媒，找到的隻是一種模式，而我們與文化以及媒介間方方麵麵的複雜的動態本質又該如何解說？至於藏在媒介行為後的社會背景、階級基礎和曆史文化原因更仿佛是銷聲匿跡了。可是大眾傳媒不但作為工具而存在，而且更作為世界而存在。經驗學派的研究固然可以使得作為工具的大眾傳媒凸顯而出，但是同時卻又使得作為世界的大眾傳媒意味深長地缺席。這樣，展現在我們麵前的就隻是浮現於海麵上的那座與言語、文化意識形態彼此分離的冰川，至於海底深層所蘊藏著的那個更加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就無從可知了。不言而喻，批判學派正是因此而應運誕生。在批判學派看來，傳播活動不隻是一個物理性的事實，而且是一個意義的過程。一切都懸浮在一個人類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隻有借助哲學和曆史的廣闊視野、借助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才能弄清這些意義的產生之源，也才能深刻地揭示文本的複雜性和文化的矛盾性。因此相對於主流理論來說，批判理論是解釋的解釋、文本的文本，這樣，批判學派就不但為大眾傳媒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維度，而且也為大眾傳媒研究通向大眾文化研究鋪平了前進的道路。
【參考文獻】
[1]切特羅姆.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
[2]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