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敘事中的革命烙印
翠柳街
作者:曹軍慶
徐小斌的《末日的陽光》發表於1993年。小說裁剪了一段時光,那段時光與成長有關,與記憶有關。所有的小說可能都是記憶,這大概是某種不言而喻的常識,但是《末日的陽光》卻能帶給讀者別樣的東西。它冰涼,卻又微溫;恐懼,又夾雜著憧憬;真實,但又虛幻。人物始終處在戰戰兢兢之中。那是一個獨特的時期,從大處看,有濃厚的時代陰影,所有人都被裹挾其間。另一方麵,主人公又龜縮自我,與外界隔絕,她自己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她的世界與外界有關係,也沒關係,她沉溺在自我的內心和幻覺裏。
敘事是以第一人稱展開的,徐小斌耐心地講述了“我”的故事。“我”是一個小女孩,這女孩兒已離開童年,又暫時還沒有蛻變為少女。成為少女是早晚的事情,這時候還沒有。“我”的意識、情感及認知正在從混沌中浮現,卻又遠沒有那麼清晰。於是“我”腦子裏飄浮著一些瑰麗的碎片,一些奇怪的組件,但是世界並沒有真正組成,它仍然隻是草擬中的構圖。“我”的身體也還沒有長好,盡管已經有了很微妙的變化。“我”注視著這些變化,它是新奇的,同時也令“我”恐慌。總之,這女孩還處於黑暗之中、黎明之前,天還沒亮但即將破曉。就是這麼個時期,黎明正在黑暗中生長。這女孩在沉睡,可是又醒著,更可能“我”還在一場恍惚的夢裏。
女孩和姐姐住在一起,有一天某個男人來到家裏。那當然是個很英俊的青年,赤誠而熱血,身上有很神秘的氣息。大約十二三歲的“我”隻能在暗處觀望他。“我”想象著他和姐姐相愛,雨夜裏他們在街頭、在廢棄的火車車頭裏纏綿。“我”看到他們相愛的情景,甜蜜而心酸。“我”羨慕姐姐,又無比絕望地妒忌她。如此細微懵懂的心理體驗,讓徐小斌寫得纖毫畢現。但是“我”的向往和妒忌終於有了回報,那男人竟然托“我”替他送出特別重要的一封信。小說在這裏出現了一個端口,作者徐小斌早就埋伏在這裏。與其說是她找到了“我”,不如說是他——那個男人找到了“我”。“我”從此不得不嵌入了他的生命,“我”被帶進去了,成為他某種秘不示人的行動的一部分。“我”是被迫的,可是“我”又心甘情願。送信,在小說裏是“我”成長的標誌性事件,但信並沒有封口,表明他對“我”的信任。很顯然,我們都是自己人,可以不設防,而收信的卻是另一個女人。送信途中,“我”受好奇心驅使,偷看了信的內容。這一看讓“我”魂不附體,男人在信中惡意咒罵了一個當權人物,那可是徹頭徹尾的犯罪。也就是說“我”成了那男人的合謀,成了他的從犯,“我”正在替他完成一樁秘密使命。
《末日的陽光》寫到的這種細節,就像早年閱讀《青春之歌》一樣,讀者很容易從中辨識出既危險又親切的氣息。那是上一代讀者特別熟悉的氣息,沒錯!革命的氣息。除了《青春之歌》,還可以提到《牛虻》。革命敘事是一代人的青春記憶,有關革命的編碼通常會有這樣的內容:突然出現某個有來頭的正義使者。獻祭。犧牲是革命者必然的歸宿。秘密信件或傳單。轉移。地下接頭。革命以及愛情。愛情讓革命的火焰更為熾烈。革命也讓愛情更為新鮮浪漫。革命的這些特質與青春、熱血和生命密不可分。通過經典文本傳播,關於革命的想象就這樣成為一代人內心的向往和衝動。可是所有這些與革命相關的東西在“我”這裏,在徐小斌筆下,因為“我”的年齡——前麵已經說過,我事實上正處在由兒童向少女過渡的蛻變期,因為這個時候的“我”自閉,腦子裏滿是幻覺,所以“我”所看到的或許並不是現實,而是“我”自己的內心。也就是說所謂的送信行動,所謂的革命實際上相當可疑,因為“我”的原因它一下子具有了某種遊戲的成分。革命在成人世界裏是革命,而在孩子的世界裏則是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