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和危機：世界怎麼了
與10年前普天同慶進入21世紀時的歡快氣氛相比，世界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時，多少顯得有些肅殺。新年剛過，迪拜於1月4日晚高調舉行世界第一高樓迪拜塔的落成啟用典禮。靚麗奢華的大廈剛剛讓人眼睛一亮，又傳出沙特阿拉伯誓與迪拜一爭雌雄，要興建高1000米的“王國塔”的消息。不過這些都不能使人們忘記一個月前突然爆發的迪拜債務危機，這次危機使正在緩慢複蘇的全球經濟又遭一拳重擊，而盡管壘球金融危機最糟糕的時段已經過去，人們依然無法樂觀。新年前後，一部新的大片《阿凡達》橫掃全球，聽上去也像是“口紅經濟”的又一個案例。
讓人樂觀不起來的還有2009年的最後一個國際盛會。被譽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會議”和“改變地球命運的會議”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在一片混亂中舉行，在一片噓聲中落幕，隻留下一紙毫無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沒有給全球人民帶來美好的結局。
哥本哈根會議結束了，但人散曲未終，會議上的爭吵一度延伸到了會後。大會剛剛結束，一場輿論戰又打響了。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公開指責中國“劫持”氣候峰會，率先將會議失敗的“黑鍋”扔給中國。隨後，歐洲媒體集體對外口誅筆伐。歐盟公開稱美國和中國破壞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使之淪為“災難”和“慘敗”。此後，法國、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領導人先後以點名或不點名的方式抨擊中、美、印等國破壞峰會。
歐盟內部也陷入“混戰”。《衛報》一篇文章稱，哥本哈根大會的失敗應歸咎於丹麥，而非中國。就連聯合國也未幸免於難，成為替罪羊。英國《金融時報》刊登文章說，聯合國尋求成員國一致通過的表決方式效果有限，峰會的失敗要怪就怪聯合國的“DNA”吧。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馬振崗所長在一次研討會上說，事先估計到了會上會有鬥爭，但沒想到會這麼激烈。他的話很有代表性：許多人對會議上的激烈鬥爭和混亂局麵感到意外，而會後幾乎立刻開始的口水戰似乎更加重了人們對世界前途的疑慮。
國外媒體對哥本哈根會議提出了種種激烈批評。
英國《金融時報》一篇文章說：一場總結兩年詳盡談判、並以此前十多年多次談判為基礎的大會，怎麼會分崩離析，陷入如此的混亂？與會者在最基本的問題上都缺乏共識。從一開始，峰會就是徹頭徹尾的混亂不堪……比無濟於事還要糟糕。
另一篇題為《哥本哈根：多極“新世界”的縮影》的文章說得更徹底：舊的世界格局似乎在哥本哈根會議上被徹底顛覆。它已不是世界各國為拯救地球而齊聚一堂，而是淪為富國與窮國之間對罵與相互指責的場所。如果說哥本哈根會議將定義新的多極世界，那麼它預示的可能是一個混亂的未來。
新加坡《聯合早報》說：和去年(2008年)的多哈貿易談判一樣，哥本哈根也敗在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利益分化上。從一個方麵來講，這是發展中國家利益覺醒和利益伸張的標誌，但從另一個方麵來看，這無疑也是未來全球社會治理的一種危機。
危機！又是一場危機。說起這個詞，人們無法不想到這場全球金融危機。2007年始發於美國的次貸危機肆虐全球，演變為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場被普遍認為是由於銀行家、資本家的自私和貪婪引發的危機所到之處，企業倒閉、失業率攀升、進出口額下降、GDP增長速度減緩乃至停滯，甚至引發一係列社會問題，各國間的貿易保護主義也一度塵囂日上，似乎任何一件事情的原因都能和這場金融危機扯上關係。
至於危機的根源，大名鼎鼎的保羅·克魯格曼說是我們的貪婪，拉紮德國際的董事長科斯塔說是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金融時報》一篇文章說，金融危機的根源有二：一是信用危機。資本主義的生命在於信用，而美國資本家最不講信用。二是階級鬥爭。少數人卷走了大多數老百姓的錢。而中國學者說，蘇東劇變後，資本主義開動強力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極力妖魔化社會主義。一時間，資本主義仿佛再不是被馬克思早已科學揭示了的已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正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落後生產關係，而是萬世不易的永久王國。曆史總是無情的，僅僅r7年後的今天，華爾街金融風暴宣告了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拉開了70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經濟危機的序幕。
種種說法，直指人的貪婪，直指國際金融秩序，直指資本主義本質，直指對資本的迷信。
從這些批評中，人們似乎感受到一種深深的絕望，哥本哈根隻是讓人感到雪上加霜。人們要問：我們一直以為，世界是在進步的，與過去，例如與二次大戰及戰前時期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哥本哈根顛覆了我們的這種認識嗎？或者說，所謂進步，原本隻是一種幻象？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布熱津斯基就在他的著作《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寫道：“誠然，在冷戰結束以後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跡象，表明人類現在可以較好地進行更認真的努力把本身組成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盡管如此，根本的事實仍然是……世界政治——無論從國際事務方麵看，還是從國內社會情況看——完全可能發生劇變而失去控製，引起大規模的政治動蕩和哲學上的混亂。”
雖然時過境遷，但十幾年後的今天，當今世界卻似乎依然“混亂”不減。在安全領域，世界之亂更可見一斑。隨手翻看一份報紙，國際版的爆炸性新聞一條緊接著一條，無情描述著這世界的“水深火熱”。
2009年似乎就是在這種混亂的狀況中結束的。北京大學王逸舟教授說，對於關注全球政治和安全的人來說，2009年是十分有趣的和值得分析的一年。這一年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許多大事，有的暴露出國際關係裏深層次的結構性難題，有的顯現出真正的“危”中之“機”，有的則揭示出來來發展的某些不確定。
就在這一片失望、指責之聲中，一個清晰的聲音從中國總理口中傳出。年底，溫家寶對媒體表示，世界各國都應該肯定哥本哈根會議的成果。溫家寶說，中國為哥本哈根會議發揮了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我們盡心、盡力了，而且盡到責任了。我們通過大量的斡旋，積極地推進，使哥本哈根會議總算是向前邁進了一步。
的確，不帶偏見的人應該承認，已經結束的哥本哈根會議仍然有其積極意義：會議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堅守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原則，強調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維護了應對氣候變化“雙軌製”的談判底線，敦促了發達國家強製減排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向前邁進了一步！這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中國為推動大會向前邁進所作的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成果，也從一個側麵說明：盡管不如人意的地方還很多，但世界畢竟已經前進了，而且在人們的努力下，世界還是能夠繼續前進的。
會議還揭示出，全球各種力量參與到事關人類存亡的大事中來，無論是各國政府的重視、NGO的積極參與，還是會議前後全球媒體和公眾的熱烈關注，都表明當前的國際政治已經不同往昔。人類曆史本就是從無序走向有序的。如果再回顧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的聯手應對措施、G20峰會的召開，並將之與1929年的那次經濟危機之後各國的政策相比較，則更能發現，20世紀後半葉的國際政治已經取得了許多偉大的進步。
國際關係的製度化和民主化：一張遍及全球各個角落的“大網”
不管怎麼樣，哥本哈根會議是人們試圖通過協商方式解決共同問題的一次努力，是試圖通過“國際製度、規範、法律和組織”約束各自的行為、引導世界發展方向的努力。“20世紀後半葉以來國際關係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各式各樣的國際製度、規範、法律和組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增加，恰似一張遍及全球各個角落的‘大網’，約束各國和各種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引導世界各個區域邁向共同的發展方向，增強多邊主義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並在此基礎上孕育全球性倫理和價值，促進以國家間關係為主體的傳統國際政治朝著更有包容性的全球政治方向轉變。”王逸舟說。
在這個方麵，標誌性的事件是聯合國的建立。盡管不斷受到大國操縱企圖的幹擾，聯合國作為多數國家參與和認可的最大的國際組織及國際法製訂者，仍然頑強地按照自身成長的軌跡艱難前進，努力增強其不可忽視和替代的道義優勢。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不再隻是一個壘球性論壇，而越來越像一個衡量各國政策及行為合法性的標尺。其下屬的安理會通過的各種決議，成為國際社會構築全球穩定、抗拒侵略行為、增強和平努力的最重要依據。超級大國美國反複無常的行為，以及一些國家無視聯合國警告而采取的危險步驟，都不能改變廣泛的共識：在一個不完美、有嚴重缺陷的世界，沒有聯合國的存在將更加糟糕。
同樣的話，也可適用於近些年來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氣候製度、世界衛生組織、壘球裁軍體係、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海洋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難民署等等組織機構及條約法規，“它們組合在一起，形成‘大網’的不同綱，目、結、繩，共同編織和維係地球上的人類生活。”
王逸舟說：“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全球多邊主義和國際製度主義的強化，還與近幾十年全球各地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密不可分。”
經濟一體化和集團化的進程，也帶來對於政治、安全和國際關係的深遠影響：許多國家和地區在溝通、交流、協商、合作乃至聯合的長期實踐中，產生和增強了共同的利益與認同，消彌或減輕了舊時的積怨，培養了安全共同體的意識，學會用戰爭以外的各種新方式，解決爭端、實現共贏。法國德國的曆史性和解，以及安全共同體在歐洲的建立，便是受到廣泛援引和推崇的事例。
“在國際製度網絡化下的世界，出現了三個有重大含義的趨向。”王逸舟說，“第一，市場規則成為本質和關鍵的決定要素。決定後果的權力是由市場在自主地行使著，並且常常是由那些在市場中做買賣和做交易的人們無意識地行使著。第二，權威分散化、多樣化。這一現象開辟了不同的國際製度應用於不同領域不同問題的人口。第三，政治成為一種大眾性的共同活動，而不再僅限於政治家及公務員們的活動。”
大眾政治意識的覺醒，揭示了各種國際製度和規範滲透生活的根本原因，也是以軍事鬥爭和外交縱橫為中心內容的傳統國際政治向有著更廣闊領域和空間、更複雜多樣需求的全球政治過渡的社會基礎。
“正是有了這樣的基礎，不僅各種國際組織和規章層出不窮、範圍日增，更孕育和培養出一種由小到大、由弱漸強的全球倫理和全球認同。”王逸舟說，“世人越來越多提到的‘全球村意識’或‘壘球村道德’，就是其中的突出內容。‘綠色政治’、‘綠色GDP’、‘可持續發展’等環境保護理念，隻有在‘人類隻有一個地球’的意識下才能得到推廣應用。”不難想象，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全球性倫理與規範，也將不斷深入人心、內化為廣泛的共識，引導著國際關係的進步和人類心智的提升。
雖然有形式不同的大國操縱意圖和行為，實踐中亦有這樣那樣的不如人意之處，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各種國際製度和國際法規產生的積極意義。王逸舟說：“‘組織起來’，這是人類的進步，是當代國際關係取得的一個長足進步。”
而那種傳統外交方式，也正在朝著新的方向變革與轉型，外交決策過程日益民主化。王逸舟說，那種以精英外交、秘密外交和雙邊外交為特點的傳統外交形態，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外交的性質和內涵都在發生深刻的衍變。傳統外交披上了新的外衣，也充實了新的內容。精英外交得到公眾外交和民間外交的補充、修正和某些質疑，通過秘密外交解決特殊和敏感事務的做法依然存在，但要求增加透明度的壓力日益增大。雙邊外交形態同樣麵臨日益增多的多邊外交形式的挑戰，對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規範與製度，不僅弱小國家懷抱期待，連大國強國也越來越不敢小覷。各種民間外交的作用也明顯加強，加上互聯網和其他傳播手段的普及，公眾對外交的了解程度、參與熱情和表達渠道都大為增加，無形中使政府間談判的各種問題和對外政策製訂過程的“曝光度”、“檢驗度”和“質疑度”均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