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國周邊安全的“戰略支點”國家
封麵話題
作者：胡芳欣
戰略支點國家的內涵與功能分類
李巍：
簡單說，所謂“戰略支點”國家，就是對實現一國重大目標具有關鍵意義的國家。這個“關鍵意義”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它本身在地緣或者實力地位上，能夠對一個國家實現某個戰略目標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比如英國就是美國很重要的一個戰略支點國家。首先，英國在地緣上扼守著整個大西洋的門戶，是美國勢力輻射到歐洲去的一個入口。其次，英國本身又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大國，美國要搞定歐洲首先要借助英國。再比如，在冷戰期間對抗蘇聯的過程中，土耳其就是美國的一個戰略支點國家。因為土耳其的塊頭大，而且地理位置很重要，東西連接歐洲和中東，北邊可遏製蘇聯，南邊方便美國的勢力進入地中海、黑海。所以，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出台就是從大力援助土耳其開始。
第二，在一定的國家群體中，戰略支點國家具有較強的地區影響力，可以起到一種示範作用，能夠通過發展與該國的關係撬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沙特阿拉伯之於美國就是一例。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之後，由於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石油選擇用美元計價，直接導致其他歐佩克國家都跟著他走，因為沙特阿拉伯是歐佩克成員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國家，從而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建立了美元和石油的聯係，也就是後來所說的“石油美元”。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它自己支撐美國，其他受其影響的國家也一起來支撐美國。
特別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戰略支點國家不等同於盟友，盟友不一定是戰略支點，而且現代意義的戰略支點國家也未必需要同盟條約。
徐進：
如果問“戰略支點”的“支點”在英文中對應哪個單詞，我覺得應該是“pivot”。第一，作名詞的時候表示“支點”；第二，作動詞的時候表示以這個支點為中心，進行轉向。美國當年說重返亞太，是把這個詞當作動詞用。因為美國在亞太地區一直有支點，隻是用不用的問題。而我們是作名詞用，是要打造“支點”。雖然都叫“pivot”，但是意思略有區別。
高程：
2009年之後中國周邊環境有幾個特點：第一，美國重返亞洲，加固了它的聯盟體係。我們原來更多是麵對單個東亞國家，現在則主要麵對這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係，而且是比較長期的事情。第二，東亞的政治對抗性加強了，像領土問題、海洋權益問題等，矛盾呈現出來，沒法回避了。第三，“以經促政”的手段效率越來越低。這既體現在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的雙邊政治關係層麵上，也體現在區域合作的多邊層麵上。中國一直努力構建的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國推動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實際上拆解了“10+X”框架，他要用“亞太”來替代“東亞”合作概念。第四，中國和周邊大國的關係也麵臨著重新調整和定位。中美關係中，霸主國和新興崛起國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中美和美俄之間的矛盾推動了中俄兩國在戰略上走近。另外，中國開始爭取後發的新興市場大國印度。美日同盟對中國的遏製和地區主導權的競爭導致中日雙邊關係正在惡化。
以上談的是東亞的情況，這是美國勢力集中輻射的地區，也是2008年以來中國周邊環境發生實質改變的一個地區。相對而言，中亞、南亞區域並沒有特別明顯的環境轉變。這三個區域的共同特點是，都有一個相對主導的國家（東亞的美國、南亞的印度和中亞的俄羅斯），中國要同時處理好跟這三個區域中心大國的關係，以及跟周邊小國的關係。
接下來談談中國在周邊的戰略目標。在以“韜光養晦”外交為主的時代，中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是以防禦為主，那一階段中國需要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實現自身發展。新領導班子近年來為周邊戰略注入了主動作為的因素，提出“經略周邊”、“塑造周邊”的理念。這是一個積極的戰略目標，是要把周邊地區作為大國競爭的地緣依托帶來主動經營。同時，中國從前在周邊更多是被動應對麻煩，如今則開始主動通過利用矛盾來駕馭周邊局麵。
中國目前的周邊戰略是防禦性目標和積極作為目標並存。這裏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防禦和積極戰略目標的投放比例。近代史上，英國崛起時所在區域——歐洲的政治格局複雜，是列強爭奪的核心地帶，所以他在歐洲采取了防禦性的均勢政策，維持域內大國之間的平衡關係；與此同時，把戰略重點放在遠離中心爭奪區的亞非拉外圍地區，這是一個思路。崛起中的美國則選擇經營自身地緣所屬的美洲，同時在美洲以外的地區采取“孤立主義”政策，這又是一種思路。每個國家崛起時麵臨不同的外部環境，所以戰略支點的選擇標準也不盡相同。如今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雖已與上述國家迥然不同，但曆史還是有一些可借鑒之處。回到周邊戰略問題，對中國來說，在周邊設定防禦性的戰略目標是必須的，因為美國已經通過重返亞洲戰略在經濟、政治、安全、社會方麵全麵遏製中國發展。但是，在美國的體係壓力下，中國該把多少比例的資源重點投放到東亞以實現積極戰略目標，同時把多少資源分散到非洲等美國的戰略邊緣地帶，這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
徐進：
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使東亞權力格局有走向兩極化的趨勢，而美國重返亞太並實施再平衡戰略使該地區形成了“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這對中國的東亞安全合作是不利的。它導致區域大國和重要行為體更多地把地區製度作為戰略性工具來使用，使地區製度安排成為服務於權力競爭的手段。當然同時也使中國麵臨較大的安全壓力。
李巍：
關於戰略支點國家的內涵剛剛談了一些，其實還有更多豐富的內容。根據具體涉及問題的不同，戰略支點國家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軍事意義上的戰略支點國家。比如菲律賓和日本之於美國。他們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美國要想在軍事上控製東亞，必須把軍事基地設在他們那兒。第二類是意識形態上的戰略支點國家。印度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實現民主的一個樣板，美國在向外擴張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印度就具有戰略支點的意義。第三類是經濟合作中的戰略支點國家。比如說在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時，就得有一些戰略支點國家。在全球經濟戰略中也是如此。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要深入到歐洲，比如說資本、貨幣要進入歐洲，希臘和冰島就是兩個很重要的戰略支點。中國想直接進入歐盟核心國家挺難的，購買其礦產資源、公共設施都挺難的，但冰島、希臘這兩個比較弱的邊緣國家，卻可以成為中國進入歐洲的門戶。第四類是國際製度中的戰略支點國家。比如說投票當中需要哪些國家支持——有這個國家支持你，你在國際組織當中的議案就能通過。1971年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就是有幾個關鍵的國家挺我們，然後帶動了一些兄弟們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在很多重大問題，特別是經濟問題上，荷蘭是德國在歐盟中經常爭取的一個戰略支點國家。
高程：
李巍把是否“可引導”作為設計戰略支點國家的標準之一，我部分同意。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把戰略支點國家按功能做一個分類？我想到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大國層次上對我們非常重要的國家，比如俄羅斯。這類國家我們雖然不能“拿”住或在戰略上引導他，但是我們互相之間有共同的戰略訴求，他們可以在中國麵對西方國家現實和輿論壓力時，給我們一定的支持和聲援，讓中國在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博弈的過程中不至於在大國間陷入孤立，這種大國層次上的協調和支援是小國很難做到的。第二類是有示範效應的國家。這類國家盡管我們不一定能引導他們，但他們對中國分化美國聯盟體係以及經營周邊意義重大，典型的是印尼和韓國。印尼是在東盟中具有主導能力的中等國家，具有一定的地區政治追求，而且與中國沒有領土衝突和政治上的結構性矛盾。印尼不希望看到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拆散以東盟十國為依托的東亞合作，這會壓低他在東亞的戰略重要性，這一點和中國在東亞區域合作領域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訴求，可以成為兩國形成良好互動的基礎。韓國是美國在亞太的盟友，和中國之間又有很強的經濟聯係，如今對中國崛起態度較為溫和，可以發展成為具有戰略示範效果的周邊支點國家，相關內容我們後麵再詳談。泰國和馬來西亞在戰略上對中國的意義分別類似韓國和印尼。第三類就是具有傳統友誼的“鐵哥們”，包括巴基斯坦、老撾、柬埔寨。這些國家因自身實力和話語權有限，能給中國的支持力度有限，但他們常年穩定地支持中國，特別是在我們處於被動局麵時。他們是我們情感上的“老朋友”。
劃分完支點國家的類型之後，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功能采取不同的爭取和優待方式。我同意李巍剛才說的，不能把所有的“鐵哥們”都當成戰略支點國家，但中國需要特別尊重和關注這類國家的感受，讓對方有舒適感。
中國的東亞安全合作政策：雙邊為主，多邊為輔，雙邊帶多邊
徐進：
從周邊安全合作的角度來說，為什麼要提出“戰略支點”這個概念呢？我覺得現存的這些東亞安全的多邊合作機製，對中國來說都不太給力。比如說ARF（東盟地區論壇）、“10+3”或者東亞峰會、東盟“10+8”國防部長會議，這些東盟主導的多邊合作普遍存在“小馬拉大車”現象。再加上成員太多，決策鏈過長，所以對重大問題隻能議而不決，基本淪為了“清談館”（這些機製在當時曾經起到過增信釋疑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自21世紀以來，逐漸陷入困境、止步不前。）在東北亞，六方會談是惟一的多邊安全合作機製，但由於種種原因，六方會談目前中止了。這樣看來，東亞所有的多邊安全機製現在都有問題。“可不可以改造這些機製，重新激活其功能？”很困難！我們一貫堅持“東盟主導”、“東盟方式”，在這個原則不變的前提下，所有的改造隻能是小修小補。比如開發一些低敏感度的務實合作，像海上搜救、防海盜等。但對中國這樣一個崛起大國來說，這些合作的作用相當有限。
長期以來，中國靠“韜光養晦式的自我克製”維持了一個對我較為有利的周邊環境，但是這一政策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它無法解釋在中國保持“韜晦”的情況下為何部分周邊國家對其疑懼會上升。如果說這一疑懼源自中國的快速崛起，那麼按理來說中國應采取比以前更加“韜晦”的政策，但顯然這些是中國做不到的，或者說無法完全滿足對方的要求。中國在理論上也可以為區域內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以緩解它們的疑懼，但由於中國堅持不結盟政策，提供安全保障也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