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之間的“貨幣戰爭”
精華選讀
作者：盧周來
60多年前，國民黨從大陸敗走，共產黨得以執政。回過頭來看，勝負絕不僅僅是軍事領域的對峙使然，甚至也不僅僅是人心向背。兩黨在金融領域的間接或直接較量——“貨幣戰爭”，對於1949年之大格局形成亦有貢獻。
共產黨成功發行人民幣
第一次是共產黨最早發行貨幣時。據記載，共產黨最早的貨幣發行是在1927年的紅色蘇區。當時，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活躍蘇區商品流通，中共東固區委組建了“東固平民銀行”，並且決定發行紙幣。銀行創辦之初，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就知道，要發行紙幣，建立起信用至關重要，否則人們根本不會認可一個當時算是“非法政權”發行的什麼貨幣。於是，平民銀行千方百計籌集硬通貨作為發行紙幣的基礎，共籌集銀圓3000餘元。有了硬通貨作為基礎，平民銀行發行了6000餘元紙幣；到1929年春，平民銀行共籌集銀圓8000餘元，印發貨幣2萬餘元。
由於有充裕的硬通貨作支撐，平民銀行保證紙幣隨時可以與硬通貨進行兌換，這個紅色小銀行發行的紙幣很快在蘇區流通開來，並擴及興國、泰和、吉水、永豐等地區。最有意思的是，在某些非蘇區，因為老百姓聽說平民銀行紙幣信用好，還特地帶銀圓跑上幾十裏甚至上百裏路，來東固兌換平民銀行的“紅幣”。在民間紅白喜事上，老百姓特別喜歡用這種“紅幣”作為禮錢，用“紅幣”作禮錢甚至成為一種時尚。而從外地來的生意人都認為東固平民銀行的紙幣可靠，為了攜帶方便，也幹脆將銀圓兌換成紙幣跑買賣。可以說，紅色政權建立初期在金融上的信用，似乎已經預兆其未來呈燎原之勢的光明前途。
第二次是在延安時期。鑒於根據地的財政困難，更由於當時在晉察冀邊區貨幣流通的混亂，邊區政府於1938年3月成立了“邊區銀行”，並發行“邊幣”。但“邊幣”發行之初，就麵臨與當時統治者國民政府所發行的法定貨幣之間以及與偽滿蒙政權發行的“偽幣”之間的較量問題。盡管這一較量過程較為複雜、漫長，但最遲到1942年底，邊幣徹底戰勝了法幣與偽幣。
晉察冀邊區銀行的成功，使得從1945年始，共產黨治下的各解放區都紛紛效仿。晉冀魯豫有冀南銀行、山東有北海銀行、晉綏有西北農民銀行、陝甘寧有陝甘寧邊區銀行、東北有東北銀行、中原有中州農民銀行、華中有華中銀行等，這些銀行都發行自己的貨幣。當時根據地處於被分割狀態，自立門戶並沒有關係，但隨著戰爭推進，各解放區連成片，統一金融問題就成了共產黨政權的當務之急。《國是春秋》曾發表魏碧海等人署名文章，回憶了“人民幣”產生過程。董必武帶著夫人和孩子從陝北到山西參加解放區財經會議，在路上發現，山西人認晉察冀邊幣，不認他帶的陝甘寧邊幣，孩子餓急了，董必武的夫人隻好以物易物，用一塊新布料換了兩個燒餅，會後董必武就向毛澤東痛陳統一貨幣的重要性，並得到毛澤東支持。
1948年10月就有了統一的“人民幣”。隨後，一方麵，在解放區所有的共產黨政權此前發行的各種“邊幣”與“人民幣”之間自由兌換；另一方麵，在南下的解放軍隊伍後，都有數十輛專門運載“人民幣”的大卡車跟進——共產黨實現了武裝力量占據到哪裏，“人民幣”就發行到哪裏。“成功發行人民幣”是共產黨在金融領域的一大勝仗。
國民黨在金融領域節節敗退
與共產黨的節節勝利相比較，蔣介石治下的國民政府可以說在金融領域是節節敗退。
國民政府是在1935年發行紙幣並回收與禁用銀圓的。而之所以取消銀圓發行紙幣，本身就是為了解決當時的財政困難，結果導致紙幣過量發行，至抗戰結束，法幣貶值數千倍。而1948年發行“金圓券”，又是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據當事人後來的回憶，是年8月的一天，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緊急會議，討論發行“金圓券”問題。當時的財政部長王雲五認為，財政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內外交困，不可終日，要求改革幣製，發行“金圓券”。與會的大多數委員認為，如無實體經濟或硬通貨作為基礎支撐，光在票麵上改革，並不能解決財政危機。有委員更直言：“法幣就是前車之鑒。新街口叮叮當當敲銀圓，說明民眾對紙幣已失去了信任。”但蔣介石最後卻發話：“目前財政上的困難，王部長已作了報告，這次改革幣製，已同外國朋友商量好了。”然後站起來，雙手徐徐托起說：“大家起立，表示讚成。”於是，第二天“金圓券”出籠。但很快，沒有任何支撐的“金圓券”暴跌。一捆“金圓券”換不回相同重量的大米！上海等地不少商家幹脆拒收這種沒有任何信用的紙幣，國統區內經濟秩序一片混亂。麵對一片批評之聲，此時的蔣介石卻說：“金圓券發行是大家會議上鼓掌通過的。現在出了問題，又把責任推到我一人頭上。”這種無力的辯解並不能挽救“金圓券”任何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