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為災異辭職的普遍價值
亮相
作者：吳鉤
鄭烘原任總理14個月，在韓國總理中算幹得長的。
在韓國政體中，總理權利不大，但政治責任大，
出問題總理辭職是家常便飯。
——財新網
4月27日，韓國總理鄭烘原宣布就“歲月”號沉船事故引咎辭職：“就未能阻止事故發生以及在事後未能適當應對，我作出道歉。見證了家屬的痛苦以及人們的悲痛和憤怒，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情是負全部責任並辭職。”鄭烘原請辭的新聞，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一陣感歎與議論，用《環球時報》評論文章的話來說，它“給中國公眾帶來視聽上的衝擊”。
有意思的是，不管對鄭烘原辭職行為抱何種看法—是“撂挑子”，還是“有擔當”，中國的評論者一致認為，政府首腦“引咎辭職”的製度以及“責任政府”的理念，均來自西方體製，仿佛這樣的製度與理念，於中國人傳統的公共治理而言，乃是異己之物。但我想指出，政府首腦“引咎辭職”，以示對重大災害的負責，其實是中國古典政治的倫理要求，且是漢、唐、宋時代的政治慣例。
在中國曆史上，特別是漢代與宋代，像韓國總理鄭烘原那樣的宰相引咎辭職事例，是不勝枚舉的。我這裏且以北宋仁宗朝為例，介紹幾例：
天聖七年，汴京皇城內的玉清昭應宮受雷擊著火，燒毀宮殿“三千六百一十楹”，隻餘“一二小殿”幸免於難。火災發生後，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引咎辭職，後罷相出守青州。
古人相信天人感應，天災乃是上蒼對人間執政的警告，“陰陽不和，責在宰相”，天災降臨，執政的宰相難辭
其咎，當然需要 引咎辭職。
寶元元年，宋境發生“冬雷地震”，災害頻仍，而以宰相陳堯佐為首的政府應對無方，諫官韓琦連上數疏，對政府發起彈劾，認為宰相、參知政事（副宰相）屍位素餐、庸碌無能，必須對眼下發生的災異負責，最後迫使四位宰執同日請辭。
後來韓琦也當上了宰相，因為“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不到文德殿簽到），被禦史中丞王陶彈劾為“跋扈”。雖然剛剛登基的神宗皇帝並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韓琦自己還是堅持辭去宰相之職。
因為發生災異，導致人民受到傷害，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居然要引咎辭職，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似乎不可理解。不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天災乃是上蒼對人間執政的警告，“陰陽不和，責在宰相”，天災降臨，執政的宰相難辭其咎，當然需要引咎辭職。這一點，跟現代政府“理性化”的問責邏輯並不相同，但是，政府“可問責”、“要擔責”的執政倫理，是古今一理的。辭職可能於事無補，卻表明一種負責任的姿態。這種政治姿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也是適用的。
可能有些朋友還會質問：皇帝才是帝國的最高領袖，為什麼不是皇帝引咎辭職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君主的更迭震動太大，假如頻繁地更換君主，勢必引發政治動蕩。因而，在君主製下，不論古今中外，君主不擔行政責任幾乎是一個通則，英國普通法中即有所謂“君主不容有錯”之原則；儒家政治學說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叫做“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
恰恰這種原則，推導出了建立“君主立憲製”與“責任內閣”的可能性—君主既然不容有錯，那麼就隻能作為尊貴的國家象征，而不負行政責任，如是，政府有錯，宰相擔責。體現在製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詔書）盡管出自君主之名義，卻必須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製是“責任內閣”的製度起點。用南宋朱熹的話說：“君雖以製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顯然，在朱熹看來，君權應當象征化，君主不負責任，但治理有過失必問責，責任即由副署之宰執承擔—這樣的治理形式，離虛君立憲製下的“責任內閣”不遠了。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總結一句：宋朝宰相因為發生災異而引咎辭職，既是“陰陽不和，責在宰相”這一古老觀念的邏輯結果，也是宋人有意識地構建“責任政府”的製度結果。如果說前者已“不合時宜”，後者則顯然具有普遍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