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從此在每個有雄心的人的心頭，種下了第一個壞蛋的種子。對於夏禹在人性惡變中的影響，戰國中期的莊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有一非常客觀的評價——其在《莊子天運外篇》中說“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爭，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而“民心變”成的成因是由於國家私有，家天下成為國人品性淪沒最為肥沃的土壤，不幸的是此後其千變萬化而營造的環境越來越好，王權霸業這顆邪惡的種子在人們的心底深處永遠的安了家，使其不斷滋生蔓延，於是掠奪、殺戮無時無刻離開過我們。當諾亞走出方舟那一刻既是舊欲望與殺戮的暫時終結，也是新欲望與新殺戮即將開始的記時，欲望的種子從此刻開始永遠埋在每個人的心頭，有機會它就會發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對別人、對大多數、甚至對所有人的“蛋”或說是“利益”的占有欲，最有效的手段是掌握君臨天下的“話語權”，故而對王權霸業的爭奪變得更加殘酷，使人性再沒有了底線，沒有底線的底線，這就是惡人的底線。由此王權霸業的爭奪引領了世間一切大小利益的爭奪，同時爭奪天下過程中所用之非常手段，更是世間黑道所無法比擬的，他們是黑道中的大盜，大盜中的強盜、強盜中的極品，堪稱國盜、盜聖。可以說國盜是天下萬盜的鼻祖，正是他們把中國黑道賴以生存的基石打好了，夯實了，並成了後世惡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大的隱身草、黑盾。沒有他們沒有春秋時期的“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社會動蕩，這也是為什麼莊子先生所譏諷“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的原因。
對此東西方曆史學家們幾乎不約而同記錄了人性在這一發展變化過程。如以信史來考證，中國是在公元前831年的國人暴動，即“共和”開始進入確切紀年的時代，我國的《尚書》、《詩經》展現了中國從帝堯到春秋時（前2370年-前479）的史實片段，孔子（前551-479）及左丘明（502-422）用《《春秋》《左傳》《國語》等，含蓄或直白的在世人眼前展開了一個人間煉獄。而西方文明曆史以發生在前776年古希臘的奧林匹克為其確切信史，兩部《荷馬史詩》也把西方前1200年-800年黑暗時代的邪惡展示在人們麵前，此後古希臘曆史之父希羅多德（公元前484-425）用《曆史》，修昔底德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描述出西方那段同樣鮮血淋漓的生殺征伐曆史，而此後更加血腥的古羅馬文明則是特洛伊之戰幸存者們延伸出的。古希臘詩人西西阿德（前8-7世紀）把人類時代分為黃金、白銀、青銅、英雄、黑鐵五個時代，希西阿德說到人類發展史時慨歎道：“唉，如果我不生在現今人類的第五代的話，如果我早一點去世或遲一點出生的話，那該多好啊！因為這代人是黑鐵製成的！他們徹底墮落和敗壞，世界充滿著痛苦和罪孽；他們夜以繼日地憂慮苦惱而不得安寧。神雖不斷地給他們增添新的煩惱而最大的煩惱卻是他們自身帶來的。父親敵視兒子，兒子仇視父親，客人以怨報德主人，朋友相互憎恨，人間充滿著怨仇，即使親兄弟間失去了袒誠相見失去了手足情誼；不憐憫不尊敬白發蒼蒼的父母；虐待老人。啊，無情的人類啊，全然不顧父母的養育之恩?處處都是強權者得勢，欺詐者橫行無忌，正直、善良和公正的人被踐踏；拐騙者飛黃騰達，備受光榮；權利和克製不再受到敬重；惡人侮辱善人，他們用謊話、誹謗和詆毀製造事端。從前至善和尊嚴女神離開了人間回到永恒的神世界，留給人類的隻是絕望和痛苦，沒有任何的希望。”
在這個世界上，在地球村裏，不同的文明在以大致相同的時間演繹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無論是在如來、天主或是真主麵前，人類所犯的罪惡是相同的。管子說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缺了一維，國家就傾斜；缺了兩維，國家就危險；缺了三維，國家就顛覆；缺了四維，國家就會滅亡。傾斜可以扶正，危險可以挽救，傾覆可以再起，滅亡就不可收拾了，而盜之為惡、盜之為盜，使別人的滅亡，首先做的就是突破“四維”以致無恥。
鄙人認為有七個國盜引領了中國曆史上人心變惡的極限曆程，恰似強盜中的北鬥七星，永遠釘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