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推進中國民主、科學事業的中堅英才，中國民主思想的重鎮、中共貴州省委前書記、中宣部前部長、本刊編委朱厚澤同誌，2010年5月9日於北京逝世，享年80歲。這篇文章經作者生前多次修改，準備在本刊發表。作者希望幾位學者和他共同討論這個問題，但相關文章沒有準備好，等待不及，先發此文，以為紀念。
廣義的說，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類印記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從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說，文化就是曆史演進過程的積澱及其軌跡。
在西方許多國家，文化和文明在詞義上是相通的。在中國的漢語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類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並存續一段曆史時期的文化，稱為文明，不僅涵蓋一定文化的特征，還涵蓋一定文化發展的程度。為區分文明的物質和精神的屬性，或為強調它的政治和製度的層麵，又區分為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製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異和文化交流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想稍微離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具體的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發展進程的全球態勢。
無疑，各種文明總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總是以一定的自然環境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載體。因此，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種種文明，勢必存在著文化的差異，存在著各自的特點和風貌。但是，在一個橫斷麵上對它們進行的觀察，又無法比較出它們的高低優劣。比如各個民族的文學藝術，你怎麼比啊？因為習俗和審美的不同，這個民族喜歡這個，另一個民族喜歡那個。
然而，由於資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絕對性，在人類曆史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文明的發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對走在前頭的，也有相對發展靠後的；既有處於中心區域的，也有處於邊陲的。文明發展程度不一，就會產生“文明的落差”。這與流水的落差一樣，必然會從高端向低端流動，從中心向周邊擴散。或周邊地帶也會被中心地區吸引，主動去學習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國曆史上曾是東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學習唐朝文化，是吸納高端文明的例證；而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則深深刻錄了這種文明流淌和擴散的軌跡。
當然，文化交流現象還不僅僅由於“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對先進的民族向相對落後的民族吸收文化營養，以豐富自己文化內涵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中國中原地區自漢至唐，從西域各民族那裏不僅學習了佛法，而且學習了許多種植技術——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還學習了音樂、舞蹈、雜技、繪畫等許多文化藝術。而《西遊記》描寫唐僧取經，玄奘最後回到長安，關起門來譯經，是因為發現了和我們不同的印度文化，覺得它很值得我們去了解、去吸取。這種不同文化相互流動、相互影響、取長補短的曆史現象，也是不可忽視的。
總之，文化的交流、擴散、轉移、相互接納、互補、融合，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遏製的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環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決定了文明的多樣性；而文明的差異，特別是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聚集的不平衡，又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類文明發展到資本主義出現的時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謂全球化的過程。什麼是全球化？定義很多。我認為全球化就是指當今世界人類的活動已經或正在急速地、大規模地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從經濟、文化、政治、社會的各個方麵，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聯係、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滿足、互相融合、互相製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解的一種全球性的發展趨勢、運行狀態和演化過程。
中國近代和現代麵臨西方文明的兩次大規模進入，反映出不同的時代特點。第一次是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正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西方文明東來，是以貪婪的經濟侵略(傾銷工業產品和掠奪原料)為主導，以血腥的軍事侵略為手段，它給中國帶來西方文明的同時，也給幾代中國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災難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紀下半葉，革命與戰爭時代逐漸為和平與發展時代所代替，西方文明東邊來，是帶著高新科學技術、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政治的偉力，中國人民從全球化的進程中，感受到嚴重的挑戰並爭得新的發展機遇。
在近代和現代兩次外來文明大規模進入中，我們民族在應對上，似乎反複地表現出兩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是器物層麵的東西比較容易認識，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堅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兩彈一星”。但是對於器物後的製度層麵、文化層麵的東西，則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務運動開展若幹年後，我們被曆史上曾是中國文明的學生——日本打敗後，才認識到進行製度改革的必要性。至於從製度改革的層麵進入到文化改革的層麵，出現像魯迅、胡適那一代人，則更晚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抓緊“兩彈一星”和重工業的建設，看來也是必然的，事後看來，雖然有值得討論之處，但難於非議。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如果沒有製度層麵上的改革和創新，吸納人類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國文明的層次是有一定困難的。
第二是我國麵臨外來強勢文明進入的時候，正是國難當頭或危機四伏的時候。因此，在器物層麵接受外來文明時，采取了國家主義的形式：用國家壟斷資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員操辦；以國有製為形式，搞“國家工業化”。對民間力量限製、削弱，甚至企圖把它消滅。經過多年的實踐證明，沒有民間力量的活躍，沒有社會的生機和活力，要想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改革決策，正是對我們近代現代曆史痛苦教訓反思的結果。
前兩年，在我們討論全球化問題的時候，有人講：“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個國家那裏“化”嗎？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個樣子嗎？國外、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也有這種論調。2008年，在廣州我對提出這個問題的同誌說：你說當今全球化表現為“美國化”，這也不是沒有一點根據。從高新科技到“好萊塢”、“可口可樂”、“麥當勞”，都是從美國來的。但我們不能不問：為什麼20世紀的全球化突出表現為“美國化”呢？要先回答而且從曆史的角度考察，還應該先問一問：為什麼18世紀、19世紀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現為“英國化”呢？還要問一問：為什麼在八、九、十世紀的時候的國際文明交流中，東方表現為“中國化”，或者叫“漢化”、“唐化”呢？
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正是我前麵說的，在不同時期，文明有中心和邊陲，有高端和低端。處於低端和邊陲的國家、地區，總是希望從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來豐富自己、提升自己，來充實和發展自己。而居於高端和中心的國家及地區總有一種向四周擴散的趨勢。
在文明擴散和轉移的過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麵是處於高端的先進的文明向低端和邊沿擴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麵，在傳播過程中會伴隨著磨擦和衝突。
為什麼會有磨擦和衝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從處於高端的那個民族和國家中孕育出來的，必然帶有那個民族和國家的特點，這就有個價值判斷問題，即是與非，美與醜的判斷。價值判斷的標準不同，在交流和傳播中就會與接受地的文化產生磨擦。
第二，從一定民族國家中孕育出來的文明，它在向外擴散、傳播過程中，必然會帶有那個民族和國家的利益，這就會與其他的民族和國家發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擴散過程中，也不是很純潔的文化，難免泥沙俱下，鴉片隨同英國商品進來了。因此，高端文明擴散的過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著圓舞曲、邁著輕鬆舞步的過程。磨擦、碰撞有時會爆發為戰爭，強勢的文明對弱勢的文明采取征服的辦法，甚至是滅絕的辦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後文化發生衝突，吃虧的往往是後者。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我們誠心向西方學習，結果卻是“先生打學生”。
既然文化傳播過程有二重性，那麼，對於二重性的事情就應該采取二重性方針。第一，判斷清楚，那是先進的文明，我們就要把它拿來，學到手，拿過來為我所用，豐富自己，發展自己。第二，對於傳播中的文化磨擦，對於傳播中的利益衝撞，就應該用國際間共同遵守的國際規章通過談判、對話、協商，用訂立契約的辦法，訂立雙邊或多邊協議、條約的辦法，來界定相互之間的利益。以求得在“雙贏”的條件下實現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雙贏”，也要做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下來實現這樣一個過程，力爭降低震蕩，減少磨擦，避免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