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傳媒
作者：劉蕙子
摘要：在中國當代藝術中，女性藝術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因此有必要從女性主義的淵源入手，從中國婦女的現實處境出發，對發展中的中國當代女性藝術作出恰當的分析與判斷。
關鍵詞：女性藝術；女權主義；男權社會；後現代主義；女性意識
在中國，“女性藝術”一直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至少包括三種界定：1.近現代以來的所有女性創作的藝術都叫做女性藝術，也可以理解為女性藝術家的藝術，它涵蓋了接近一個世紀的女性藝術創造，如“世紀·女性”藝術展就是這樣一個思路；2.具有女權主義思想傾向的女性藝術，強調和關注女權藝術中的女性價值和女性觀念；3.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女性藝術思潮，這種女性藝術思潮既有女權主義藝術的成分，也同以往的女性創造存在著內在聯係。概念的寬泛源於這個界定到底是關乎性別還是關乎權利，而多數情況下它被導向了性別的概念。
事實上，女性藝術是伴隨著女權主義運動而產生的。而女權主義是現代主義背景下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一部分。女權主義是現代主義或現代文明的產物，而女性藝術是女權主義或女性意識覺醒的產物。所以當我們談論女性主義藝術起源時不能把它完全脫離原來的曆史上下文，單獨拿出來運用。女性藝術家們曾公開宣稱，當女性主義藝術脫離開它原來產生的語境孤立出來時，勢必會喪失其內在的生命力，成為一種沒有靈魂的空殼。
一 女性主義的發展
在西方，早期發出聲音的是進行神職活動的女性。18世紀以後，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文學和藝術的創作和閱讀，使探討女性問題有了環境和可能，這種思想性活動使女性更多地認識到所謂“女性氣質”的本質。一些敏感的女性發現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博愛”等口號僅屬於資產階級男性，女性的社會地位仍低於男性並遭到歧視，於是便對壓抑和排擠女性的男性社會進行回擊，對盧梭等思想家進行激烈地抨擊，並由此引發了西方女權主義運動。早期的女權主義運動主要是尋求社會權利上的平等，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有組織的活動，選舉權是女權主義者訴求的中心內容。女權主義先驅莉迪婭貝克爾說：“無論從象征意義上（作為對婦女完整公民權的認可）還是從實踐意義（作為深化改革和實實在在改變婦女生活的必要方式）來說，它的意義重大”；“需要流血或暴力行動”來“喚醒政府去實現公平正義”。由於女權主義者的不懈努力，20世紀初英國婦女獲得了法律平等和公民平等。
法律上的平等不等於現實中的平等，女性在西方男性心中仍然是“性、秘書和廚娘”的代名詞。法國女藝術家奧嵐勇敢地反駁男權社會對女性容貌的要求，她說：“我對藝術的興趣在於藝術的冒險性，這種冒險性不會被接受或不被立刻接受。我將這種冒險立場置於社會事業中……我用自己的身體製作藝術，我死後，我的身體同樣屬於博物館，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她將自己的身體當成雕塑材料，用帶有自虐傾向的整容行為向社會傳統觀念挑戰。女性整容是為了迎合男性的色情化心理，現代社會的商業化潮流和大眾媒體又對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樣的趨勢下，女性逐漸迷失自我，為了短時間內（整容效果持續的時間非常短暫）在男權社會爭得更多的生存資源，她們必須忍受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傷害。奧嵐將這種行為包裝策劃得如同一場華麗的商業活動，但收獲的結果卻和商業目的背道而馳，不得不使人深思。20世紀後期，即二戰後，興起了女權主義的“第二浪潮”，其關注的重點是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權利。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認為從古至今，婦女被剝奪了享有完整人性的權利，被剝奪了創造、發明以及在不斷拓寬的事業領域中尋找生命意義的人權。男人“改造地球的麵貌，創造新的儀器，進行發明創造，鑄造未來”，而女人卻始終是一個原始的“他者”意象。她被男人觀看，也是為了供男人觀看，永遠都是客體而非主體。現實中，如果女性爭取做和男性同樣的事情並達到同樣的效果，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而這個思想淵源正是女性主義藝術的基礎——對女性非主體的他者身份置疑。恰恰在那個時候，藝術發生了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重大轉變，從單純的審美造型轉變為傳達觀念，“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女性主義藝術家擁有了更豐富多元的藝術形式語言，所以女性藝術是借用藝術的一種表達，它意味著人而不隻是女人進行著追求天賦人權，平等自由，打碎性別枷鎖和世俗慣性思維的戰鬥。這和後現代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否定一脈相承，也和後現代主義藝術反對精英藝術一脈相承，它們都是對權威的一種顛覆，這也是女性主義藝術發生的必然所在——世界更趨平等與正義。在196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達到了新高潮，這次運動不再像過去那樣隻追求社會權利表麵上的平等，而是從社會文化體製、文化理論、社會心理狀態等諸多方麵提出了對男權社會的質疑和批判，要求尊重兩性之間的差異，改變兩性間較為隱蔽和深層的不平等。反觀中國女性藝術，一直沒有達到這種激烈的狀態。
二 中國女性賴以生存的環境
1949年以來，“婦女解放”就在中國社會轟轟烈烈地被貫徹下去，但這種婦女解放既不是女性自發的，也不是為了女性，而是以增強革命鬥爭力量為根本目的，帶有革命的性質。由於無視男權製話語造就的意識深層影響，以及女性在這種根深蒂固意識下的真實處境，女性要想獲得平等的權益，前提隻能是認可社會現成的男性價值標準，解放的標誌即是達到這種標準。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女性還沒有做好思想準備，就匆忙地投入到了“新生活”的懷抱，被革命的洪潮裹合著滾滾向前。所以，婦女解放造就的是以革命男性為樣板的“女強人”標準。在改革開放和人性複歸的社會背景下，以犧牲本性為代價、頂起“半邊天”的女性，最渴望的是把自己還原成“真實”的女人，隻有這樣，才能把壓迫她們使其變形乃至“變性”的重擔卸下。然而，摒棄了革命女性的標準，她們隻有向傳統“女性”模式靠攏，隻能又回到對傳統女性價值觀念的認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