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與粉飾：日本媒體的戰爭責任
特稿
作者：南晨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4月6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初中教科書時，就侵華戰爭、釣魚島等問題再次肆意篡改曆史，淡化戰爭責任。《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日本主流媒體雖然均對此慎重評論，但回顧日本二戰的曆史，不難發現，正是作為“戰爭一分子”的日本媒體，不僅充當了軍國主義的傳聲筒，而且捏造事實和欺騙民眾，徹底成為戰爭的幫凶，最終讓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編者
戰後日本被解除了武裝，協助戰爭進行的政府各部門也被美國占領軍多次分割改組，除了外務省和大藏省之外戰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複存在。而日本的主流媒體，名稱沒變，人員構成也幾乎沒變，變化了的隻是言論口徑。從戰前鼓噪日本國民去愛國，到戰中狂熱煽動去力戰，再到最後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壯語搖身一變成了對軍部、政府和財閥的猛烈指責。不僅如此，媒體還連篇累牘地宣傳軍部在戰爭中是如何扯謊造謠，鉗製輿論，不讓日本國民知道事實真相，似乎媒體也隻是單方麵的受害者。
事實又是如何呢？
“九一八”事變：日本主流媒體的淪陷
實際上20世紀日本大正時代（1912-1926）的自由主義空氣是很濃的，甚至有一個叫做“大正民主主義”的詞。那時候軍部不但不能飛揚跋扈，而且在一戰之後，因為媒體的宣傳，那些不能創造生產價值，隻會消費稅金的軍隊一度為日本國民所憎惡。
日本媒體在一戰之後一直在宣揚裁軍。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時，日本政府和海軍內被稱為“裁軍派”的一部分人主張接受裁軍，而被稱作“艦隊派”的那些人則認為軍隊和作戰一樣，屬於天皇執掌的“統帥權”，在政府管轄之外，政府不能插手裁軍問題。這個時候大多數媒體還是站在“裁軍派”一邊。當時的《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戰後回憶說，“九一八”事變時，軍部對媒體是否會站在軍部一邊沒有任何把握，甚至把媒體也看成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理論依據是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在1929年發明的“滿蒙生命線”理論。後來的甲級戰犯，當時的政友會議員鬆岡洋佑1931年在眾議院說過這樣的話：“我認為滿蒙問題是關係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國民的生命線。國防上經濟上必須這樣考慮。”在這之後，《每日新聞》曾經接連發表30多篇社論，名字都叫做《滿蒙生命線論》。就這樣，“滿蒙生命線”在日本普及開來。
事情在被日本人稱作“滿洲事變”的“九一八”事變的時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報都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柳條湖事變的消息。一直到戰後，日本國民才知道那次事變是關東軍一手策劃的，但當時沒有人懷疑軍部發表的有關柳條湖事變是中國軍隊所為的說法。
不但如此，媒體對關東軍的“赫赫戰果”還大加宣揚，對政府一直在進行的“不擴大事態”的企圖橫加抨擊。如《讀賣新聞》1931年11月26日的社論：“外交官對滿蒙權益認識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對於解決日支紛爭有多少用處非常可疑”，其他的報紙也一樣，紛紛刊出專版來宣揚“堅守帝國的生命線滿蒙”。
1932年10月，國聯派出李頓調查團，並出台了明為揭露關東軍侵占東北事實實則偏袒日本侵華行徑的《李頓報告書》，即便如此，日本媒體也無法忍受，各報一致對《李頓報告書》進行批評。有些批評連首相齋藤實海軍大將都看不下去了，在閣僚會議上忿忿地說：“論調實在太強，這些不負責任的文章實在沒意思。”
“九一八”事變，軍部卻得到了媒體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國聯的時候也得到了全國132家報紙的堅決支持，唯一反對的隻有《時事新報》一家，媒體為何會在一年之內出現這麼大的反差？一個重要原因是媒體的商業主義。
1931年的日本媒體市場主要以《每日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報紙為主，發行量分別是240萬份和140萬份。此時，發行量為30萬份的《讀賣新聞》麵臨著倒閉，但以“九一八”事變為契機，《讀賣新聞》在社長正力鬆太郎親臨一線的指揮下，在1931年11月25日決定賭上報社的命運發行晚報。此舉獲得成功。到了1938年《讀賣新聞》的發行量已經超過100萬份，日本媒體界的兩大報紙成了三大報紙。
可以說《讀賣新聞》發行量的擴大是伴隨著戰爭規模和戰線的擴大而擴大的，他們所販賣的商品就是裹著愛國主義或者軍國主義包裝的“戰爭”。當時各個媒體都向戰場派遣了大量特派員，傳遞用大量“日本絕對正義”“日本精神的昂揚”等華麗的詞藻包裝起來的戰場實況，發行量都得到了飛躍的發展。
另一個原因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新聞審查當局由於軍部的迅速抬頭，經常進入“緊急狀態”“準戰時體製”，報紙、出版的壓力越來越大。受陸軍控製的地方司令部、在鄉軍人會監視報紙和雜誌，憲兵隊執行對執筆者的身份調查和上門訪問，借此施加壓力。而如果有哪家報紙敢於反對戰爭，哪怕是描寫了戰場上的真實情況，立即就會遭到在鄉軍人會主導的“不買運動”，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門，報紙自己就經營不下去了。
如果說這些做法尚屬文明的話，那麼對於膽敢指斥軍人不法的記者則直接“上手段”了，拷問時憲兵把軍刀弄得哢嚓哢嚓響，並威脅“不聽軍部的話就等著去坐牢”。坐牢猶嫌不足，則予殺人滅口。《時事新報》領導人武藤山治便因揭露官商勾結而遭槍殺，這被認為是“以直接行動造成的威脅來從根本上壓製正義言論”。由於接連發生針對媒體人的刀砍、潑糞、送蛇等事件，報社員工開始悄悄攜帶短刀用以防身。報紙《新聞之新聞》甚至主張“報社的幹部應該被允許攜帶手槍”，日本報紙進入了一個“搭上性命的新聞報道”時代。
軍神：媒體製造出來的軍國主義讚歌
“九一八”事變發生約四個月後，“一·二八”事變（日本稱第一次上海事變）爆發，此後中日兩國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爆彈三勇士”（《東京日日新聞》用語，《朝日新聞》稱為“肉彈三勇士”，指日本陸軍獨立工兵第18大隊的三名一等兵江下武二、北川丞、作江伊之助。在“一·二八”事變中，1932年2月22日，在上海郊外的廟行鎮陣地，三人用爆破筒破壞國軍第十九路軍修築的鐵絲網成功，而三人身亡。據考證，當時日軍作戰使用的爆破筒安全裝置不可靠，導火線長度出錯，三人乃被誤炸身亡）。1932年2月24日，日本媒體一起登載了關於三勇士的報道，最大限度地讚賞了三勇士，由此在日本國民中引發了爆炸性的反響。在報道後的第二天，日本國民就展開了對三勇士授予榮譽、載入課本、建設銅像和紀念碑、編輯傳記等的討論。由於國民的態度，在媒體的渲染和操縱下，無名的士兵馬上被抬高成了“軍神”。
其實，這樣的軍事佳話是媒體製造出來的。在三勇士事件中，《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有目的地將其渲染，在社論和評論中將其作為滅私奉公和“大和魂”的象征，引導日本國民的輿論導向。由於兩大新聞媒體運用其壓倒性的影響力向社會發布大量整齊劃一的信息，使得國民對戰爭的狂熱進一步升級。
不僅如此，《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圍繞三勇士進行了商品產業化的競爭。先是《每日新聞》向三勇士的家屬每家捐贈了1000日元撫慰金，接著《大阪朝日新聞》宣布“免費發放肉彈三勇士的肖像和戰鬥記事”，另外在讚美三勇士行為的整版旁邊，用很大的版麵來公布讀者每天寄來的“三勇士慰問金”的金額和捐贈者的名字。
緊接著，各電影公司聯係媒體拍攝了《忠烈肉彈三勇士》，日本木偶劇院裏，開始上演《肉彈三勇士》，日本迎來了“肉彈三勇士的時代”。不僅如此，日本還出現了被稱為“三勇士發髻”的一種女性發型，還有炸彈巧克力、肉彈焦糖、三勇士餅幹等點心，甚至在京都的友禪染（日本特有的染色技巧）中都出現了印有太陽、軍艦、飛機等符號的東西。
出於商業運作的考慮，引發了三勇士熱潮的報社開始把目光投向三個士兵的遺屬。《每日新聞》將遺屬邀請到了關西、東京等地，白天帶他們到明治神宮、靖國神社、陸軍省、報社等地訪問，晚上則安排他們到南座、歌舞伎座觀看反映三勇士故事的戲劇。報社則連日刊登描寫遺屬看到自己的兒子或兄弟變成軍神，被戲劇角色所感動的文章。
時隔一個月不到，《每日新聞》在大阪中央公會堂舉行了《爆彈三勇士之歌》征選結果公布演奏會。大約6000名觀眾趕到現場。《朝日新聞》的《肉彈三勇士之歌》的樂譜也被全國的各類學校和青年團瘋狂搶購，並傳唱全國。
運動熱潮在日本持續了約兩個月。運動中也有一些悲劇發生。如大阪的一位工人因為沒能實現出征的願望企圖跳樓自殺，還有岐阜縣仰慕三勇士的一名少女在蓄水池中自殺。
雖然日本軍部和媒體都知道報道是假的，不過他們需要報紙這個製造神話的工具。三勇士的報道徹底“感動”了日本國民，使得他們最終產生了以為可以憑借大和魂的精神力量就可戰勝敵人的錯覺。
在太平洋戰爭快結束時，日軍出現大量“玉碎”和特工隊不斷赴死等瘋狂行為，戰死者屍體堆積如山，其實就是三勇士英雄主義的延伸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