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1975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程中原
1975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它因鄧小平領導各方麵整頓而閃耀著獨具的、特殊的光輝。
這一年，鄧小平，這位在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即被當作 “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偉大人物，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在全國各方麵進行整頓，同占據要津的 “四人幫”展開了特殊的鬥爭，力圖撥亂反正，使曆經九年“文化大革命”動亂的中國，逐漸恢複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逐步實現安定團結的局麵。同時，他又推行改革開放，力圖盡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曆史已經證明，在 “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1975年整頓，成就卓著，深得人心。作為從大亂走向大治的努力，作為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嚐試，作為曆史轉折的前奏，作為鄧小平理論的起點，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的曆史，值得濃墨重彩，大書特書，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史冊。
一、炎炎盛暑，從東湖賓館吹出一陣清風
1974年8月，炎炎盛暑，持續高溫。空氣燥熱得似乎擦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起來。神州大地的政治空氣，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同自然季節一樣，也是持續高溫。在北京參加軍隊高幹會的各大軍區司令、政委們，更是悶熱難熬。這些掌握著中國軍權的將軍們，正在這裏開會，沒完沒了地檢討、揭發與林彪有關的人和事。要人人過關，可是似乎人人都一下過不了關。正在這令人難耐的時候，忽然，從號稱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風景秀麗的東湖梅嶺1號別墅裏，吹出一陣清風——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條 “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處的水銀柱一下降了下來。軍隊高幹會上的將軍們如沐春風，會議也很快散場。
二、毛澤東的“八月指示”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毛澤東 “八月指示”的中心思想是安定團結。它產生的直接結果，一是軍隊高幹會在正常的、團結的氣氛中於9月10日結束；一是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重新提上了日程。
毛澤東8月間的幾次談話，對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及其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進行的軍隊高層清查工作作了一個基本總結，從而打碎了江青集團又是 “點火放炮”，又是 “放火燒荒”，妄圖利用批林批孔運動搞亂軍隊，整掉一批軍隊領導幹部的迷夢。
這時，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走向，是從大亂走向大治，是從政治運動恢複到正常秩序。曆史提供了1975年整頓得以進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環境，曆史也迫切要求產生偉大人物來整頓 “文化大革命”內亂的局麵。鄧小平在這種曆史的必然要求下應運而出。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的關係走出低穀，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矛盾上升，達到“文化大革命”以來所沒有過的高點。
三、1975年整頓反映了曆史的必然要求
曲折前行的曆史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局，都不是任何個人主觀意誌所能決定的。它是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1975年的整頓及其最終結局，是 “文化大革命”發展到那一特定時期的產物，也是各種政治力量矛盾鬥爭融彙成的合力的結果。
毛澤東在發動 “文化大革命”以後，曾經不無喜悅地對外國朋友說，過去我們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現在終於找到了這種辦法，這就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認為用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搞 “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可以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可是，毛澤東的良好願望脫離了客觀實際。他對形勢的判斷，他確定的 “文化大革命”的對象、依靠的力量、進行的方法，都出了嚴重的差錯。事情的發展同毛澤東的預想背離。“本來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 “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變成了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內亂。全國上下，“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經過艱苦努力，甚至流血犧牲，總算在1968年9月實現了 “全國山河一片紅”（即除台灣省外，當時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全國範圍進入了 “鬥、批、改”階段。原以為中共九大以後，經過“鬥、批、改”，就可以實現 “天下大治”的預期目標。不想接踵而來又發生了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上的一場激烈鬥爭。
林彪企圖謀害毛澤東的陰謀被識破和粉碎，否極泰來，曆史在震驚世界的突發事件中出現了轉機。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澤東醒悟，正視並開始糾正 “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特別是糾正 “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解放老幹部。鄧小平於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陳雲、譚震林、羅瑞卿等一大批老同誌，也都由毛澤東親自批示，或 “解放”出來，或安排工作。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領導進行了1972年的整頓。他組織批判極左思潮，致力解決國民經濟的 “三個突破” ，動亂局麵逐步得到控製，經濟和社會生活出現了轉機。
可是，好景不長。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 “四人幫”，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判斷，興風作浪，製造新的動亂。1974年初，他們搞起一個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及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於是，動亂再起。在 “四人幫”的煽動指揮下，1974年春夏，到處批 “複辟派”，揪老幹部，政治空氣十分緊張；在 “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口號下，不少工礦企業停工停產；社會上又出現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以及民兵指揮部一類組織，派性重新膨脹，山頭重新樹立，有些地方又出現了嚴重武鬥事件。剛剛趨向安定的政治局勢、社會生活又變得一片混亂。而有所恢複和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嚴重破壞，許多企業處於半癱瘓狀況，全國工業生產出現萎縮甚至倒退的嚴重局麵。1974年全國沒有完成工業生產計劃。主要工農業產品，除原油、糧食增長外，其他全都減產。鋼產量比1973年下降410萬噸。原煤產量下降400萬噸。鐵路貨運量下降5.3%，比1973年少運4321萬噸。外貿逆差13.4億美元。全年財政赤字7.7億元。
“文化大革命”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麵對如此長期、嚴重的社會動亂和經濟萎縮，已經無法維持，已經再也不能照樣生活下去了。製止動亂，進行整頓，成為 “文革”九年動亂後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進行整頓的動因並不是個別傑出人物的意誌或願望，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是 “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變遷的行動。” 毛澤東作出要安定團結的 “八月指示”，整頓在1975年由鄧小平主持進行，這是 “文化大革命”曆史進程中的必然，是適應中國曆史發展必然要求的產物，是受曆史發展內在規律支配的無法抗拒的潮流。
四、鄧小平怎樣走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央
站在中國政治舞台中央領導1975年整頓的，是鄧小平。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鄧小平作為“第二號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被打倒。鄧小平從被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到重新出來工作，並站到中國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隨後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和曲折複雜、驚心動魄的鬥爭。曆史的機緣，政治合力的作用，決定鄧小平的命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說，鄧小平是一匹千裏馬，也得要有賞識他的伯樂。發現他的伯樂，也是重新讓這匹千裏馬揚蹄馳騁的伯樂，首先要數毛澤東，同時還有周恩來和葉劍英。用對立統一的觀點來觀察，正是林彪的垮台為鄧小平的複出提供了條件，“四人幫”的失勢為鄧小平主持整頓創造了前提。
1.毛澤東說話：小平要出來，至少是常委
其實，在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鄧小平這位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他看中、選定的接班人並沒有否定。“文革”開始時，毛要鄧同林搞好關係，但鄧同林搞不到一起去。鄧小平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同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 鄧小平為林彪所不容，林彪與江青勾結起來，把劉、鄧綁在一起，攻擊、批判不斷升級。但就在鄧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時候，毛澤東也沒有把鄧的問題看得多麼嚴重。在毛澤東看來，“文革”中喊喊 “打倒”，是批評、幫助的一種方式。他心中有數，多次說，鄧是內部問題，劉、鄧應有區別。
1967年7月16日在武漢，有人問毛澤東：主席多次說過對劉、鄧要區別，可現在的口號叫 “打倒劉、鄧、陶”。毛即說：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小平，文可以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隻有一個鄧小平。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至少是常委。鄧小平對於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心中也是有數的。“文革”中毛批劉也批鄧，但批判的矛頭，始終主要對著劉。鄧小平曾說：“誰不聽他 （指毛） 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9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又一次說，劉、鄧是 “內部問題”。
10月9日，毛澤東把陳伯達、江青選編的 《劉少奇言論》 《出版說明》中 “他夥同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一句改為“夥同其他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刪去了另一處同劉少奇並列的鄧小平的名字，並寫批語：“《說明》中，不提鄧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公開說 “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對開除鄧小平黨籍的意見，毛表示 “還有一點保留”，說 “我看還是慎重一點”，“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就這樣，製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鄧小平開除出黨的企圖。
2.林彪的覆滅和鄧小平的複出
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 “麒麟皮下露出了馬腳”。對被打下去的鄧小平來說，無疑是提供了複出的機遇。
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澤東南巡途中，在杭州同黨政軍負責人談話時就提到了鄧小平。毛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這話不是表露了偉大領袖當此危急時刻的某種考慮嗎？
林彪事件後，鄧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識到中國要有大變化，自己重見天日的機會來了。他立即給毛澤東寫信，表示擁護主席和中央對林彪事件的決定，同時彙報了自己在江西的情況：“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我們的生活，由於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麼困難。”他在信中提出：“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隻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信中還請求主席幫助安排好他的孩子們。毛澤東讀後在信封上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