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新村主義理想在新中國城市空間的實踐
毛澤東思想研究
作者：朱斌
[摘 要] 五四時期，新村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引起了毛澤東、蔡和森等早期共產黨人的關注，而且還被共產黨人運用於中國實際。但是，新村主義實踐活動並沒有在當時的中國得以實現。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人民政權開始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條件，以工人新村為代表的城市住宅在50年代逐步發展形成，毛澤東早年的新村主義理想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重新浮出曆史水麵。
[關鍵詞] 新中國成立初期 居住空間 意識形態 工人新村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共產黨領導權威和各級人民政權的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和新政權開始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條件，以工人新村為代表的城市住宅在20世紀50年代逐步發展形成。大量建造的工人新村伴隨著新中國各項社會製度的逐步建立、調整和完善，深深地紮根於城市生活空間，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也蘊含著意識形態的意蘊。
一、新村主義溯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
“新村”一詞屬舶來品，始於法國和日本。法國無政府黨人亨利·孚岱於1903年曾在法國與比利時接壤處試辦“鷹山共產村”。1910年日本學者武者小路實篤在《白樺》雜誌上開始宣傳新村主義，他將“新村”描述為：“我們想造一個社會在這中間，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損，便是我的損；同伴的喜，便是我的喜；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各人應該互相幫助，實行人的生活”；“隻有各人各盡了勞動的義務，無代價的能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這一法才能像幸福的人的生活。”[1]五四時期，周作人曾經與武者小路實篤通信，較早接觸了新村主義思想，並對新村主義產生了較為濃厚的興趣。他指出：“創始者的熱心毅力是相當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種期待革命而又懷憂慮的心情於此得到多少的安慰，所以對於新村的理論在過去時期我也曾加以宣揚。”[2]P370周作人於1919年7月參觀日本九州的新村後，在其《訪日本新村記》中寫道：“我自從進了日本新村已經很興奮，此時更覺感動欣喜，不知道怎麼說才好。現在雖然仍在舊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跡，已能夠使我信念更加堅固，相信將來必有全體成功的一日。同類之愛的理論，在我雖也常常想到，至於經驗，卻是初次，所以令人榮醉，幾欲忘返。”[3]周作人將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思潮帶進了中國知識界。
新村主義引起了毛澤東、蔡和森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關注。1919年春，毛澤東從北京回到湖南後，提出了新村構想並草擬了新村計劃書。他指出：“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而沒有辦法。想邀數朋友在省城對岸嶽麓山設工讀同誌會，從事半耕半讀，因他們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遊，事無成議。今春回湘，再發生這種想象，乃有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議，而先從辦一實行社會說本位教育說的學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4]P413在《學生之工作》中，毛澤東對新村社會做了較為具體的描繪：“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4]P413
新村主義理想對毛澤東等早期共產黨人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當時中國社會並沒有實現新村主義的土壤，新村主義隻是一種烏托邦式理想。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對於絕對的自由，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隻認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做不到的。”[5]P147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放棄了對這一理論的追求，重新尋求新的救國方案。
二、新村主義在新中國城市空間的實踐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新政權逐步開展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工作，並將工業化作為恢複與發展中國經濟的重要任務，提出通過增加產業工人數量，把畸形的消費型城市轉變成生產型城市。由於各項建設工作的開展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因此工人階級在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然而，在工人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時，城市居民特別是城市工人家庭麵臨著嚴重的住房短缺。因此，緩解住房壓力是擺在新政權麵前的一大緊迫任務。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居住情況嚴重分化，少數顯貴及資產階級住的是花園洋房，與多數城市居民的住房相比形成了強烈反差。“如果用狀況較好的住宅總麵積除以居民的總人數，得出的平均值已經很低了。但對於最窮苦的人，可供居住的麵積還不到2平方米，僅夠放一張單人床。還有些人上無片瓦，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學徒或小販夜裏就睡在他們白天工作的商店的櫃台底下。”[6]P150眾所周知，住房是家庭和生活的基本場所，也是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