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治的理念非常明確，就是承認黨和政府是治理的主體，社會組織是協同黨和政府做好治理，其實現在我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為了這個。”楊團說。
楊團認為現在和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是“社會”這個詞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突出了，中國社會生態土壤正在改變中，由普通公民組成的各種各樣的社團、社__群大量存在，盡管它們當中有很多是沒有獲得登記的，或者沒有備案，但這樣一個個的分子，凝結成一個個的團粒結構，再由團粒結構，連成社會。這讓社會的土壤不板結，可以自由呼吸，可以有水分，可以成長，進而改變整個社會的土壤。
楊團預言，在互聯網時代，注冊登記的公益慈善組織隻是一種形式，而成千上萬的自組織社團將以網絡社群的方式存在，而且會逐漸發展出一種公益慈善的新秩序，這是一種在自由組合中自我生成、自我發展、互相借鑒的秩序，是一種多元情感、多元利益，多元價值觀，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自律式管理。它讓出自於人的天然情感的人們，盡管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國家，都為了同一個目標，迅速地通過網絡表達他們的相互認同，隻要在電腦、手機上動動手指，瞬間便能聚合成巨大的公益力量。
對於這種如潮水般湧現的民間激情和力量，楊團將之總結成“大公益時代”。
2010年3月，在籌備世界公益論壇發起人會議時，楊團以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學者身份首提“大公益”概念，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互聯時代，“人人都有公益責任，人人都可以參與公益，人人都是公益人”。這在很多人對公益的認識還限於扶危濟困的傳統慈善的當時，無異推開了一扇認識公益的窗戶。“傳統慈善僅僅是現代民間公益的一小部分。現代慈善可以界定為現代民間公益，而大公益又超越了一個國家且限於民間的公益，它是跨地域、跨國家、跨種族的，是國與國、族與族、人與人都要聯合起來，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在例如反恐、生態環境、公共衛生、能源和食品安全、農業可持續等等大目標上協同一致行動。”楊團說。而她把公益無國界，最大限度統合的多主體協同行動作為大公益的最高理想。
或許是呼應了這種社會力量的蓬勃生長，2013年《慈善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第一類項目，使得在立法道路慢跑了近十年的《慈善法》被推上快車道。近日，國務院又印發《關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個以中央政府名義出台的指導、規範和促進慈善事業發展的文件，更加顯示著本屆政府對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視和對《慈善法》早日立法的決心。
“快，並不是一件好事”，盡管一直以來是《慈善法》立法的積極促進者，楊團對當前的立法局勢的擔憂是實實在在的。她不希望快，她希望立法者能夠充分聽取民間慈善行動者的意見。“現在有許多慈善公益組織都是在政策的夾縫裏生存，如果慈善法出來，把所有的縫隙都堵上，我們要這樣的法幹嗎？”“被管起來，被限製住”是她對現實的擔憂，而能否更多地考慮到當前公益慈善的時代動向，給未來的社會更大的空間，讓公益慈善能夠良性成長，是另一種擔憂。
越做，心裏越有譜
上個世紀90年代起，楊團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者，參與到對山西永濟市的一個農民自發合作組織“蒲韓鄉村社區”的觀察、研究和指導當中，這個典型案例讓楊團頗為興奮，因為這個農民協會的誕生正好在1978年農村分田到戶和2006年取消農業稅這兩個重大製度變革時點上的中國農村。此時的中國農村貧富差距迅速拉開，農民權益保護與經濟收入、公共福利等問題並駕齊驅、愈演愈烈，國家用盡種種方式卻不見太多改善，這就是時時出現於國家重大決策文件中的“三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