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花姑娘相識，是我遇到大黑風的那個晚上。大黑風其實就是現在的沙塵暴，那個年頭沙塵暴這個名詞還沒有成為流行語，我們和當地的農民都把沙塵暴叫大黑風。那場大黑風刮得我暈頭轉向，險些命喪荒野，至今想起來，那種靈魂出竅、驚心動魄的感覺仍然曆曆在目、令人驚悸。就是在那個晚上，我遇到了花姑娘。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我下鄉了。知識青年下鄉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下鄉是教育貧下中農。我是作為工宣隊成員下鄉的，我十六歲當了工人，成了工人階級，十八歲工廠組織工宣隊下鄉教育貧下中農，向貧下中農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革命路線。下農村沒人愛去，廠裏就拿我充了個數，期限兩年，工資、勞保一切待遇不變，中途可以回家探親一個月。我們工宣隊的隊部在公社，我是駐隊幹部，住在五號大隊六號生產隊。
我們是工宣隊，主要工作就是向農民賣嘴皮子，這是隊長驢拐拐對我們的評價。雖然是工宣隊，在賣嘴皮子的閑暇，我們也要參加一些農民的生產活動，以表示我們深入生產勞動第一線，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我曾經參加過運肥撒糞，那是一個令人茶飯不香的勞動過程。首先，要把人的大小便經過發酵後稱為肥料的東西用獨輪車從茅廁運到地裏，再用手抓著一把一把稱之為肥料的糞便，像城裏人給煎雞蛋上灑白糖一樣，細致均勻的撒到犁開的壟溝裏。幹完這個活兒，一般情況下，我會兩三天食欲不振，盡管那個時候“沒有大糞臭哪有五穀香”的說法廣泛傳播，可是大糞終究是大糞，五穀終究是五穀，誰也不會因為五穀和大糞之間存在那種辯證關係，就直接吃大糞去。每到撒完大糞，輪到我上誰家吃派飯，那家農民就樂不可支，因為我根本吃不了什麼東西，還得照樣給他們交一塊錢。
刮大黑風的那天上午，天空藍汪汪的活像捏一把就能擠出水來，幾朵半透明、白花花的雲朵漂浮在天際讓人想起大海上的白帆。那天的溫度也是早春季節難得的溫馨，遠處的田野冬小麥的嫩芽已經染綠了大地，田間地頭的楊柳樹梢也掛上了鵝黃。頭天晚上，我從公社接受了給農民宣講馬列主義的任務，開夜車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宣講稿看了一遍，第二天一大早就從公社急匆匆地往回趕。公社離六號生產隊有十來裏路，那天剛好碰上隊裏種豌豆，我趕到的時候，已經到了田間休息的時間。按照工宣隊的安排，我要利用田間休息的時間，給農民們宣講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第一部分。在這之前，我們已經給農民講過《共產黨宣言》，當聽到“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這樣的句子，農民們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嘴，我停下，問他們怎麼了，他們的回答讓我啼笑皆非，有文化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膽子咋那麼大，敢把共產主義說成是幽靈。沒文化的告訴我，他們以為我給他們念的是一個姓馬的人講的鬼故事。根據計劃，這一階段的學習任務是宣講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現在想起來真是荒唐，給農民講恩格斯，而且是講《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這樣連我自己都不太明白的高深理論，真的是太滑稽了。當時正是種豌豆的季節，農民的心思都在多種幾穴豌豆，多掙幾個工分上麵，哪有心思聽我告訴他們家庭、私有製和國家是怎麼來的這種在他們看來簡單到用不著思考的問題。
隊長驢拐拐是一個看上去六十來歲，實際上才五十來歲的農民，當時他就說：“家庭麼，就是娶個媳婦，日下幾個娃娃傳宗接代，養活幾口豬、一窩子雞過日子，就這麼個事情還麻煩革命導師寫這麼厚一本書啊？”
一個回鄉知青更有學問，恩格斯用十多萬字論述的複雜問題他一句話就總結概括了：“男人女人生娃娃就是家庭，家庭繁衍的人口多了，就得分家，分出來的家庭多了，就是社會，社會大了就是國家。”
聽到恩格斯在書裏論述道：“亞利安人和閃米特人這兩個人種的比較好的發展，或許應歸功於他們的豐富的肉乳食物，特別是這種食物對於兒童發育的優良影響……專以植物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韋部落印第安人，他們的腦子比那些處於野蠻時代低級階段而吃肉類和魚類較多的印第安人的腦子要小些”，隊長驢拐拐居然聽懂了意思，卻也聽得實在不耐，說了一聲：“這誰都懂，有好吃的誰不會吃，天天吃好的身體自然就好，腦子也聰明，幹活了。”當時他那副表情，如果不是看恩格斯是革命導師，對革命導師出言不遜會被打成反革命，肯定會噴出“廢話”兩個字。
響應驢拐拐的號召，農民們應聲而起，紛紛跑到田裏搶種豌豆，不再搭理我，我也隻好跟著他們蹲到地裏種豌豆。其實，我一個剛剛上班兩年的青年工人能懂得什麼馬克思恩格斯，也根本不具備給貧下中農上政治課的水平，我們不過是拿了上麵印好統一下發的宣講稿照本宣科而已。
豌豆種在地壟上，麥子種在壟溝裏，這叫套種。種豌豆使用的工具是一種上寬下窄圓錐體的石臼，體積有拳頭大小。石臼的上麵安著一個木把，人握著木把，用石臼在田壟上夯砸碾壓出一個個拳頭大的穴，然後捏一小撮糞肥，就像外國人喝咖啡加糖一樣，把糞肥灑進穴中，然後把兩三株豌豆苗插進穴裏，然後再用土掩埋起來。農民們順著田壟排成橫排，手快的一個人管三四條田壟，手慢的一個人也能管一兩條田壟。我屬於手慢的，隻管一條田壟。管的田壟越多，工分越高，我反正用不著他們記工分，管幾道田壟也沒人過問。
緊挨著我的是蘆花嫂，一個長得很甜美的村婦，並不是因為她長得甜美，我才有意跟她挨在一起種豌豆，而是因為今天中午輪到我去她家吃派飯，事先跟將給你做飯吃的人聯絡聯絡感情總沒有壞處。蘆花嫂屬於軍用物資，根據國家法律誰動了誰就犯法，所以盡管我那個年齡正是春潮泛濫的時候，卻對蘆花嫂一點也不敢有邪念。跟她挨著，除了想取得好感中午吃好一點之外，還有的僅僅是人類對美好事物本能的親近感而已。況且，這兩天剛好她丈夫，一個遠在廈門海防前線的部隊指導員回來探親，蘆花嫂被滋潤得喜氣洋洋、滿麵桃花、眼若春水，也不會把我這個半大小子工宣隊員看在眼裏放在話下。
那種蹲在地上的活男人最不適合，幹了一會兒腰酸腿疼，就想偷懶，我站起來，伸胳膊蹬腿的活動了一番，然後坐了下來，掏出一盒百花煙，準備享受勞作後的舒服。眼尖的農民見了紛紛放下手裏的石臼子湊過來，我也就給身邊的農民每人發了一支煙。我是拿工資的工人，他們是掙工分的農民，依群體劃分，我們之間代表了城鄉差別，依個體劃分，我們之間的收入差距跟現如今的百萬富翁和打工仔差不多，按照公平法則，這種情況下，大家理所當然要抽我的血。我那個時候才十八歲，單身漢的日子還長得很，根本用不著為居家過日子擔憂，所以也根本不會計較誰多抽了我一根煙。
四癩子論輩分勉強算得上蘆花嫂的小叔子， 給蘆花嫂獻殷勤：“嫂子，孟同誌的煙好得很，比黃煙香，抽一支解解乏。”
這裏的農民都把我叫孟同誌，因為我姓孟，是工宣隊的工作人員。
蘆花嫂乜斜了他一眼：“滾遠點，你哥這幾天回來了，抽了那東西嘴裏有味道，夜裏不上來。”
當地的風俗，小叔子跟嫂子開玩笑逗趣，怎麼做也不過分。大伯子跟弟媳婦多說兩句話都是犯忌的。按照這個邏輯，兄弟之間，婚前當哥占便宜，婚後當弟弟的就占便宜了。
四癩子打蛇順杆上：“沒事，我哥不上我上，保險比我哥還管用。”
蘆花嫂本來不願意招惹他，知道跟他混纏下去不會有什麼好話出來，便不再搭理他。旁邊一個婆娘，我記得好像是我的房東李老漢的兒媳婦，看著自己的手說：“這木把子把人的手磨得疼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