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羅福惠
十幾年前到鄂州參加學術活動，經友人介紹結識葉賢恩先生。那時葉先生從市府秘書長之任息肩未久，剛剛開始他的“暮年變法”（這是襲用齊白石老人自喻晚年轉變畫風之說），即從究心時政轉向研究曆史文化，從寫政府公文轉為創作人物傳記，並把目光集聚於鄉邦前賢，闡發其潛德幽光，以勵當世。
轉瞬十數年間，葉先生即先後寫成《張裕釗傳》、《黃侃傳》、《湖北名人》、《王葆心傳》、《熊十力傳》、《龐安時傳》、《李時珍全傳》等，至2011年裒成《葉賢恩著作集》皇皇十卷，洋洋大觀。葉先生之壯心不已，筆耕有獲，令我這個小他一輪年歲，且以治曆史文化為專業的人既感欽佩，又自愧懈惰。這次葉先生誠以與周銳合作的新著《陳沆傳》索序，雅意難卻，聊綴數語以充責。
陳沆無疑是值得一寫的。但這並非因為他是清代湖北少得可憐的三個狀元之一，而是因為他在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道光時期的詩壇上，陳沆以其思深慮遠、骨力堅勁而自成一家，與當時的龔自珍、魏源、程恩澤、鄭珍、江湜並立。其清蒼幽峭的風格，上接漢魏的古詩十九首和蘇李陶謝，唐代的王孟韋柳，明代的公安竟陵，“洗煉熔鑄，體會深微，出以精思健筆。語不必驚人，字不避習見，及積句成篇，又皆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且皆為人人意中所欲出”（汪國垣《方湖類稿·近代詩派與地域》引《石遺室詩話》語）。而且陳沆雖然出身於讀書仕宦之家，聰慧好學，有良師指導，因而少年得誌，一路順風地中秀才，成舉人，考取頭名進士，獲授翰林院修撰，曾任廣東鄉試主考和四川監察禦史，取青紫如拾芥。即魏源所說的“遠際休明，出入侍從，盎然春溫而醇濃”，但其人於“清深肅括之際，常有憂勤惕厲之思”，不僅立身嚴正，更因具有冷靜深遠的預見而充滿憂患意識。他從未以詩文粉飾太平，相反地是高度關注國隱民瘼，舉凡吏治疲頑，生民苦痛，天災人禍，外患初萌，都引起他的憂慮和思索，樂府《賣兒女》、《狗吃人》、《吃草根》、《逃饑荒》諸篇，直逼杜甫的“三吏三別”。他身居社會上層，卻不樂於與權貴俗流酬酢，其所交遊，諸如陶澍、賀長齡、龔自珍、魏源，皆為力主變革的有識之士；而對於既不得施展抱負，亦無法擺脫卑微地位，甚至為求溫飽而奔走不遑的“下士”和“寒士”，他始終予以關懷、鼓勵和幫助。還有可稱道的是，陳沆在“詞賦聲隆隆起”之後，仍然虛心向學，他的《白石山館詩》稿，曾多次交付魏源，征求批評修改意見，並自言“我輩終身沉溺詞章，豈不悔死？”責備自己“俗學支離誤此生，浮華既重本根輕”，“名到無成方肯悔，學當猶進轉多疑”。其所謂“俗學支離”、“名到無成”當然是自謙之辭，而“學當猶進轉多疑”，則是真實地反映了他不斷自省、力求日新的探知和進取精神。
但陳沆又不容易寫，特別是難以寫成一個立體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首先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因為其人追求完美，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嚴苛，以至稍覺平庸之作即棄之不存，故經其親手刪定的《簡學齋詩存詩刪》和《白石山館詩》，僅存其力自淬精的數十首詩作。其次是由於陳沆年僅四十一歲就因病亡故，是真正的英年早逝，且時在鴉片戰爭爆發的十餘年前。因而可以肯定，陳沆的文學成就還未到高峰，時代巨變對他的人生變化的影響都未到來。所以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撰寫《湖北近三百年學術文化》一書時，雖注意到了陳沆並準備為其獨立安排一章，但結果因資料所限，最終隻夠寫成一節，內容也隻能限於其詩作成就及其與魏源的交誼而已。此後陸續發現和出現了周錫恩的《陳修撰沆傳》，《陳沆狀元詩文選》（華藝出版社2001年），《陳沆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資料雖然多了一些，但在《湖北文學史》和《清詩史》一類的學術著作中，陳沆仍然僅以詩家占一席之地。
而這次葉賢恩先生以長年積累之功，旁搜博采之法，並與周銳先生合作，首次寫成《陳沆傳》，可說是以傳記文學的形式，對陳沆其人其文其事作了一個集大成的總結，不僅為讀者再現了陳沆出生成長之地的山河沃壤與古今文脈，尤其發掘了陳沆多方麵的文學成就和純樸高尚的為人性行，完成了一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文人形象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