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普通一員到最高領袖
曾長期擔任中共一把手的毛澤東，為何從沒被稱為“毛澤東總書記”？毛澤東提議鄧小平擔任的總書記又是什麼職務？胡耀邦為何曾同時兼任黨主席和總書記？建國以來，先後有毛澤東、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擔任黨中央主席或總書記。他們如何由普通一員成長為最高領袖，又是如何評價自己？本刊盡掘其史料，策劃此專題，以饗讀者。
從書記到總書記
毛澤東隻擔任過黨主席，未曾擔任過總書記。
鄧小平隻擔任過總書記，未曾擔任過黨主席。
胡耀邦一人兼任黨主席和總書記兩職，在黨史上罕見。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央機構幾經變化。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選出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就是全黨的一把手。那麼總書記一職是何時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稱謂的？曾長期擔任中共一把手的毛澤東，為何從未被稱為“毛澤東總書記”呢？
建國以來，先後有毛澤東、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或者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
一大時，“書記”成為最高領導人的稱謂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時，全國隻有50多名黨員。人員少，事務少，所以中央隻設了由三人組成的中央局，選舉陳獨秀任書記。
眾所周知，“書記”在當時是最小的官職，即“書記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文書、秘書。為什麼會選擇最小的官職作為黨中央的最高領導人的稱呼呢？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為了表示徹底與舊社會決裂的決心，為人民謀利益的決心，絕不當官僚，絕不做欺壓百姓的老爺，選擇了最小的官稱“書記”，稱呼黨中央的最高領導人。
中共二大、三大時，稱呼有所改變。中共二大、三大，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機構仍是中央局，負責人則改稱“委員長”，由陳獨秀擔任。到中共四大時，又改稱“總書記”，仍由陳獨秀擔任。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已發展到5萬多人。中央機關僅有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地領導全黨。在五大上，第一次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第一次將決策機關與負責日常工作的機關分為兩個機構。中央政治局是決策機關，常委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總書記是常委之一，既領導決策機關也領導負責日常工作機關。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沿用五大的設置，仍是中央政治局為決策機關，常委負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從常委中選舉總書記一人。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由其本身委員選出政治局，以指導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前後期間黨的政治工作，並選舉常務委員會以進行日常工作。”因全國各個農村根據地的建立、發展，政治局常委分散到各個根據地擔任第一把手。此時，各個根據地均受到敵人的包圍、“圍剿”，難以召開常委會，黨的領導力量顯得有些薄弱。
延安時第一次用“主席”稱謂
1933年初，黨中央遷入江西蘇區。當時全國蘇區發展到十幾個，黨員達30萬人。僅設一個總書記已難以領導這樣一個大黨，中央書記處應運而生。此時中央文件以書記處名義發布的居多，而書記處發布的文件顯然都具有代表黨中央的最高效力。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中央書記處書記。當時中央書記處書記事實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書記處負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既然書記處不止一個人，那麼，應有一個總負責人或總書記。遵義會議前是博古，遵義會議後是張聞天。
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決定在兩次中央委員會之間，由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選舉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則成為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沒有用總書記這個稱謂。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稱謂。
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不設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政治局的核心領導機構又變回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時人稱之為“五大書記”。
新中國成立時，中央書記處仍為五大書記（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選舉），但排名順序稍有變動，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1950年6月，七屆五中全會決定由陳雲代理生病的任弼時的書記工作。10月27日，任弼時病逝後，陳雲正式成為中央書記處第五位書記。
八大時，總書記與主席並存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是中共機構建設的重要轉折點。此前，有黨主席就無總書記，有總書記就無黨主席，而八大時，二者並存了。
但八大的書記處與七大有所不同，七大的書記處是高於政治局的最終決策機關，而八大後的書記處定位於中央執行機構，即政治局作決策，書記處負責具體實施與執行。八大時，中央書記處第一把手不再稱“主席”。新的黨章規定選舉總書記一人。此時的總書記與六大不同，六大的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導人，而八大最高領導人是黨中央主席。
八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時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七大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而八大沒有規定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是中央書記處的主席、副主席。這樣，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就分開了，決策機關與領導日常工作的機關就分開了。
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曾回憶，八大會議期間，有一次政治局常委開碰頭會。他怕劉少奇找他要文件，就坐在會議室門口準備著。常委們在裏麵說話，他都聽得清楚，內容是動員鄧小平出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當時鄧小平的聲音比較大，一再推辭：“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難以勝任，還是讓別人當吧！”鄧小平的態度誠懇而堅決。“我們是醫生，書記處是護士，你是護士長，還是我們的助手嘛！”毛澤東那濃重的湖南口音傳到門外。接著是周恩來的聲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澤東又補充說：“其實，還是你那個秘書長的差事！”其他幾位常委也幫著動員鄧小平。這時，劉少奇說話了：“主席，我看就這樣定了吧！”“好，定了！”毛澤東一錘定音。其他常委也異口同聲地說：“定了！”鄧小平於是沒有再推辭。
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後，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隻是作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呈送。毛澤東不同意，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書記處做，發文用中央名義。這實際上是賦予書記處重要責任，也是對鄧小平的信任。
1958年，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說得更明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凡是黨政軍各方麵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常委會討論、決定。
當時，雖然書記處名義上在政治局下麵工作，但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會議一般不來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經常召開全體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誌消息更靈通。
但“文革”爆發後，中央書記處被取消，此時一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工作小組取代了書記處的功能，甚至部分取代了政治局的功能。這個小組便是為後人所熟知的“中央文革小組”，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後，該小組被取消，政治局才恢複了其全部功能。
80年代，總書記成為黨的最高領導職務
上世紀80年代，中共組織架構發生重大變動，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複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決定並在十年間證明是必要和有效的製度，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並且選舉胡耀邦同誌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當時總書記並不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還有黨主席），但實際上恢複書記處一舉已經為胡耀邦取代華國鋒作了鋪墊。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已擔任總書記的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他一人兼任主席和總書記兩職，在黨史上罕見。這一時期，頗類似於1943年後毛澤東以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身份主持中央工作。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黨中央不再設主席，隻設總書記。從此，總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最高領導職務。中央政治局仍是決策機關，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下，中央書記處仍負責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責編／陶明蘭 綜合報道自《南方周末》、《讀天下》）
毛澤東自述：我沒有想到成為共產黨人
他的前半生領導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國；後半生以經驗和教訓啟迪以鄧小平、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開始新的崛起。
對毛澤東，人們熟悉他的很多頭銜：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詩人、書法家等。這些，他都是當之無愧的。而他，稱自己隻是一個“teacher”（導師）。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成為共產黨人，更不用說上麵提到的頂頂桂冠了。
他來自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也就是擁有最多人口的農民階層。從本質上說，他是農民的兒子，是從中國農村大地上走出來的偉人。他曾多次對人說：“我是農民的兒子。自小過的就是農民的生活。”
正像美國友人斯諾對毛澤東說的那樣：“在中國全部悠久的曆史中，我不記得有任何人曾像你這樣崛起於默默無聞的農村，不但領導一場社會革命獲得成功，而且寫下了這個革命的曆史，製定出獲得軍事勝利的戰略，闡明了一種改變中國傳統思想的意識形態學說，然後在一種新的文化中實踐了自己的哲學，這種新文化對全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曾是革命隊伍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句話。在這麵旗幟下，走過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那麼，毛澤東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
毛澤東唯一一次比較完整地談到自己的經曆是在1936年10月與斯諾的談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中，毛澤東與斯諾徹夜長談。那時，斯諾剛從西征的紅軍隊伍中歸來，他多次請求毛澤東談談自己的經曆，但毛澤東都不願意述說。直到斯諾力勸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後，毛澤東才同意談談自己的生平。這就成為了斯諾轟動中外的著作《西行漫記》的第一手資料。而通過閱讀這本書，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華大夫等從中受到鼓舞，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許多熱血青年也是懷揣著《西行漫記》踏上延安這片神聖的黃土地的。
毛澤東的成長經曆，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奮鬥不息曆史的縮影。他的一生聯係著中國從求解放走向求富強的兩個時期。他的前半生繼承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仁人誌士的偉大事業，領導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國；後半生努力探索和開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以經驗和教訓啟迪以鄧小平、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開始新的崛起。
“我小的時候也沒有多大的誌願和抱負”
同幾乎所有的傳記一樣，毛澤東對斯諾談的經曆也是從童年開始的：
我1893年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父親的名字是毛順生，母親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父親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被迫當兵。他當了很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過做小買賣和別的營生，用心節約，攢下一點兒錢，贖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當我10歲，我家隻有15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祖父、父親、母親、弟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7畝田之後，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和兩個妹妹。不過我們每年仍有35擔穀的剩餘，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賣糧食的生意，並賺了一點兒錢。在他成為富農之後，他大部分時間花在這個生意上。我在6歲時便開始耕種的工作了。
我小的時候，父母對我非常寵愛，希望我能好好勞動，發家致富。後來，看到我很聰明，又希望我好好念書，將來管家記賬，甚至想到打官司的時候，寫狀子方便。有了文化，不求人，不吃虧。我小的時候也沒有多大的誌願和抱負，也沒有想幹出多麼大的事業來。當時隻能聽父母的，特別崇敬母親。母親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走親訪友，趕廟會，燒香紙，上供，拜菩薩，我都跟母親一塊去。母親信神，我也信。
我8歲起，在本村一個私塾讀書，一直到13歲。清早和晚上我在田裏做工，白天就讀儒家的《論語》等經書。但我真正喜歡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像《嶽飛傳》、《水滸傳》、《薛剛反唐》、《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書，大都是在學校裏讀的。當老師走過來時，我就用一本經書把它們蓋住。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這些書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齡裏讀的。
我的國文老師是一個對學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10歲時曾經逃離學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什麼地方的山穀裏。我流浪了三天，最後還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這才知道，我這次旅行隻是在兜圈子，走了那麼久，才離開我家大概8裏路。可是，我回到家裏以後，想不到情況會有點兒改善。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老師的態度也比較溫和些了。我這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勝利的“罷課”。
我像貓找耗子一樣搜尋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種書籍。一本描寫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的小冊子到了我手裏，甚至現在我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小冊子敘述了日本占領台灣的經過，朝鮮、越南、緬甸等國被外國侵占的情況。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我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我還看了一本呼籲改革和技術改良的書——《盛世危言》，介紹了這樣的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本具有改良思想的書讓我深信：為了中國，我應該走出韶山，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在母親娘家親戚的幫助下，我開始了向湘鄉的長途跋涉——那裏有一所叫“東山高小”的新式學堂。這是我第一次離家出門達50裏之遠。
在東山，人們已開始接受新的思想，學堂裏在教授科學，社會改革主張受到讚揚。每天在早點名時，都有關於在外國列強的欺壓下中國正在遭受苦難的鼓動性講話，以培養學生的民族意識。
我在這個學校很有進步。老師們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經書的老師，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對讀經書不感興趣，我喜歡讀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和康有為的《戊戌變法》。這兩種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那時，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對帝製派。說實在的，我認為皇帝和大多數官吏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不過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變法罷了。
“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
我在東山已經開闊了眼界。我開始渴望到長沙去。長沙是一個大城市，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120裏。聽說這個城市很大，有許許多多的人和不少學校，撫台衙門也在那裏。總之，它是一個繁華的地方！當時我非常想到那裏去，進入一所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那年冬天，我請我的一位高小老師介紹我到那裏去，老師同意了，於是我就步行到長沙去。當時心情非常激動，一半是擔心自己遭到拒絕不能入學，我幾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為這麼了不起的一所學校的一名學生。使我驚訝的是，我居然沒有遇到困難就入學了。但是政治事態正在急劇變化，我在那裏僅僅呆了半年。
在長沙，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個宣揚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這個起義是由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我深為這個故事所感動，並且還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這個報紙是於右任主編的，此人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著名的頭頭。
這個時候，我也聽人談到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當時全國正處於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的激動，以至於寫了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裏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找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我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
1911年10月，革命者在武漢開始了推翻清廷的行動。中國最後一個王朝行將崩潰——革命軍在一個月之內就攻占了17個省。
革命軍的一位發言人來到我所在的學校，就新時代的前景作了講演。我非常感動，決定參加革命，我加入了革命軍在湖南的一支部隊（稱作新軍）。那時，我的軍餉是每月7元——這比我現在在紅軍的收入要多。在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夥食上。我還得買水。士兵必須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個學生，不屑去挑水，隻好向挑水夫買。剩下的餉銀，我都花在報紙上。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評論》，它經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這裏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我也同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其實是社會改良主義。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國民黨內部發生了有關領導權的鬥爭。為了反對清廷和袁世凱，組織了幾支軍隊，湖南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湖南人準備開始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達成了協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為革命已經過去，於是脫離軍隊，決定回去念書。我一共當了半年兵。
關於這段當兵生活，毛澤東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也簡單地提到過。他說：“打原子戰爭，我就不懂，不像‘小米加步槍’，小米吃過，步槍看過，也背過幾天。不是我吹牛皮，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後來南北議和，就不讓我幹了，就變成外行了。”恐怕誰也沒有料到，這個隻扛了半年“七斤半”（步槍）的高個子青年，竟然在多年後成為一名叱吒風雲的軍事統帥。
“我的政治思想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
我的下一個求學經曆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那裏的一位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因為我有文學愛好，所以他對我發生興趣。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禦批通鑒輯覽》，裏麵有乾隆皇帝的諭旨和禦批。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令人反感。我讀了《禦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不如獨自看書學習。我入學6個月就退學了，訂立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每天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我僅僅休息片刻，買兩塊米糕吃。我每天在圖書館裏一直閱讀到閉館的時候。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很多書，研究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曆史。在圖書館裏，我第一次看到並以很大的興趣研究了一幅世界地圖。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即《國富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以及孟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究俄、美、英、法等國的曆史、地理。
當時，我住在湘鄉會館裏。很多士兵也住在那裏，他們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鄉人，既沒有工作，也沒有什麼錢。在會館裏，學生和士兵總是吵架。一天晚上，他們之間的這種敵對爆發成為武鬥。士兵們襲擊學生，並且企圖殺死他們。我躲到廁所裏去，一直到戰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那時候我沒有錢。家裏拒絕供給我，除非我進學校讀書。由於我在會館裏不能再住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處。同時，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認定自己最適合於教書。這時候（1913年），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一個動人的廣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對讀到它的好處很感興趣：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我的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圖寫信告訴家裏，取得了他們的同意。我替這兩個朋友寫了作文，也給自己寫了一篇。三個人都被錄取了——所以，我實際上是考取了三次。當時我並不覺得自己頂替朋友作文的行為是不道德的，隻看作是事關友誼而已。
我在師範學校當了5年學生，並且抵住了後來所有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經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最早的社會經驗也是在這裏取得的。
這所新學校有許多規則，我隻讚成其中的極少數。首先，我反對把自然科學列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也不去鑽研，所以這些課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數很低。我最討厭的是靜物寫生這門必修課，認為它是極端無聊的。我總是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離開課室。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麵加了一個半圓，來表現“半壁見海日”的畫意。還有一次，在圖畫考試中，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說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個40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課程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把其他課程的壞分數扯平了。
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他是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後來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聯係。他講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也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鼓勵學生立誌做一個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於社會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而且在這本書的啟發下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我當時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那篇文章，給了我100分。
我感到自己心胸開闊，需要結交幾個親密朋友，於是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同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響應。一個是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以後又轉向了。另外兩個青年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分子。那“半”個響應來自一個沒有明確表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要說的一切之後，沒有提出任何明確建議就走了。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發展到友誼。
但是，我逐漸地在自己周圍團結了一批學生，這批學生形成後來的一個學會的核心，這個學會往後對中國的事情和命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們人數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認真的人，不屑於議論瑣事。除了不談女人（普遍在這時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極為重要）以外，我和同伴連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也是不談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青年的家裏，他和我談起“買肉”的事情，並且當麵叫傭人來和他商量，叫他去買。我感到惱火，以後再也不同這個家夥見麵了。我的朋友們和我隻樂於談論大事——人的性質，人類社會的性質，中國的性質，世界，宇宙！
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更嚴密的組織。1917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發起新民學會。學會有70到80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另一個同新民學會相似的團體組織起來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它的許多社員後來也成為共產黨員。其中有黨的領導人惲代英，他在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被殺害。現在負責白軍工作的張浩（原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也是社員。北平也有一個會社，叫做“輔社”，它的一些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在中國其他地方，特別是上海、杭州、漢口、天津，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們也組織起一些激進的團體，那時他們已經開始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
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上學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當時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到1920年夏天，我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隻花了160塊錢——其中包括我的許多次報名費。在這筆錢裏，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我還常常買報攤上的書籍和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沒有回家的興趣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當時叫北京。當時很多湖南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這些學生在出國前打算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但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們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後，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以後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8塊大洋。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不過，當時我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我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和一個常來看我的北大學生，時時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當時，我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4月，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這以後我又代表新民學會前往北京，並在那裏組織反軍閥的運動。在此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對於參加黨代會，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1921年，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上海這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隻有一個湖南人（何叔衡）。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們總共是12個人。那時誰也看不起我們，說共產黨吹牛皮，根本不在話下。
當年10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委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1922年7月，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我回到湖南後，大力推動工會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空前壯大。
1923年，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作出了有曆史意義的決定：參加國民黨，國共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我到了上海，在黨中央委員會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中央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上海國民黨執行局的委員，國民黨執行局的其他委員有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事，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農村裏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運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20多個農民協會。這激起了地主的憤怒，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趙恒惕（當時湖南的軍政首領）派軍隊來逮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我到達那裏的時候，孫中山已經逝世，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我擔任了《政治周報》的編輯，這是國民黨宣傳部（部長是汪精衛）出版的一個刊物。後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翼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還負責訓練農運組織者，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有來自21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來的學生。我到廣州後不久，便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林伯渠當時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組織部長。
我的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同時我在共產黨內對農民工作擔負特殊責任。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所表示的意見，這個小冊子主張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的報刊上發表它。後來它在《中國農民》和《中國青年》雜誌上刊出了。第二篇論文在湖南出了小冊子。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政策持不同意見。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但是我們之間的鬥爭一直要到1927年才達到頂點。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1926年3月蔣介石圖謀在那裏發動他的第一次政變的時候。在國民黨左右兩派和解，國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後，我於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
1927年四五月間，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時，黨仍然在陳獨秀操縱之下。盡管蔣介石已經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並且開始在上海和南京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他壓製所有的反對意見，奉行右傾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策。對於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有關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更徹底地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開展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麼，蘇維埃就會更早並更有力地在全國發展起來。
到了1927年春天，盡管共產黨對農民運動采取不冷不熱的態度，而國民黨則感到明顯的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戰鬥精神。國民黨高級的官員和軍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陳獨秀已經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要我對那裏發生的一些事情負責。
4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發生了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10天以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掌兵權的唐生智。這時，黨的工作處於混亂狀態。幾乎人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不久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台了。
總的來說，對於參加黨代會，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五大我參加了，但沒有表決權。我當時身為農委書記，提出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中央不通過，五大也沒有采納。
“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
1927年8月1日，賀龍率領20軍和葉挺率領的11軍24師與朱德合作，領導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紅軍的前身就這樣組織起來了。一星期以後，即8月7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緊急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自從1923年廣州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我就是黨的中央委員，我積極參加作出這個決定。黨采取了一條新的路線，奪取政權的長期和公開的鬥爭開始了。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冶萍礦工和農民武裝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我對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裏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麵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裏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盡管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麼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後，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後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上有7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隻剩下兩個銅板了。
我們擬定的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批準，又由於第一師遭受了一些嚴重損失，而且從城市的觀點來看，這個運動似乎是注定要失敗的，因此中央委員會這時就明確地指責我。我被撤銷政治局和前委的職務。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杆子運動”。盡管這樣，我們在井岡山還是把軍隊團結起來了。後來的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部隊補充了新兵，這個師的人員又充實了，我成了它的前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