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闡釋時代走向娛樂時代
專欄
作者：安超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評論家，生前曾在紐約大學任教，並首創媒體生態學專業。作為美國媒體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他以對後現代工業社會及媒介文化的深刻預見、尖銳批評、深刻洞察而享有盛名。他的代表作有《娛樂至死》《童年的消逝》《技術壟斷》《教學：一種顛覆性的活動》《如何看電視》，其中《娛樂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對西方媒介體製轉型進行深刻反思的產物。
在《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一書中，波茲曼提到赫胥黎的預言，“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人們由於享樂失去自由，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波茲曼認為，赫胥黎的預言不是危言聳聽，因為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表現一切經曆的形式，問題不在於電視展示了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正是電視本身的性質決定它必須舍棄思想，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適應娛樂業的發展。在數字媒體如此發達的今天，波茲曼的論斷依然有著振聾發聵的影響力。
一、觀點：從闡釋時代走向娛樂時代
我們認識到的關於人類和世界的種種，並非它們的本來麵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形式。媒介是一種隱喻，創造了文化內容，並通過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
1. 媒介即隱喻
隱喻是一種通過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做比較揭示事物實質的方法。波茲曼認為，媒介在不知不覺中指導我們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媒介形式會偏好某些特定的內容，從而最終控製文化。即我們所接觸的文化，其實都已被改造，並非純粹的文化，而是文化與媒介聯姻後的產物。例如，人類創造鍾表，時間被分割，從此失掉永恒，讓大自然被漠視，上帝的權威被削弱；人類創造眼鏡，被暗示天賦或缺陷並非最終命運。媒介用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這種媒介—隱喻的關係將世界進行著分類、排序、構建、放大、縮小、著色，證明著一切存在的理由。
2. 媒介即認識論
媒介在無形中影響著文化，一種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話語的結構。真理（知識）的定義至少有一部分來自傳遞信息的媒體性質，在某種意義上講，媒介即認識論。例如，非洲的一些部落會用諺語和俗語來解決內部糾紛，而對我們，諺語和俗語通常隻用於解決孩子間的矛盾。再如，一位博士生的論文腳注援引一句口語，波茲曼會通過這個例子引出印刷文字和口頭引用哪個更可信的問題，並回答出考官的問題，“你認為表達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實性無關，這是錯誤的”。在學術界，出版的文字被賦予的權威性和真實性遠遠超過口頭語言。著名的蘇格拉底審判也與語言表達方式有關，蘇格拉底證明人對修辭不夠精通，是造成陪審員投票認為他有罪的一個原因。因為當時忽視修辭原則，雜亂無章地表達思想，缺乏正確的重點或得體的激情，會被認為是有辱聽眾智力或暗示著說話人存在錯誤。為此，波茲曼試圖提醒我們要對印刷術的衰退和電視中心文化帶來的公共話語的嚴肅性、明確性和價值的退步危險保持坦誠和警醒態度。
3. 媒介決定話語方式
波茲曼在書中闡述了印刷術和電視媒介如何選擇它的話語結構和受眾。印刷機作為一種象征和認識論，使公眾對話變得嚴肅而理性，並對美國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波茲曼稱印刷業時代為“闡釋時代”，話語特征為“富有邏輯的複雜思想、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於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現在，“闡釋年代”已逝去，“娛樂業時代”隨著電報、攝影術的興起如火如荼地發展並徹底融入美國文化。電視提供了一種“偽語境”和“假信息”，其唯一的用處是娛樂功能，用微妙的方式充當著指揮中心，影響著我們對其他媒介的使用。
波茲曼深情回顧了18—19世紀美國在報紙、小冊子、暢銷書及以印刷文字結構進行的演講和辯論的作用下經曆的民族覺醒和文化普及。“印刷機作為一種象征和認識論，使公眾對話變得嚴肅而理性。印刷文字，或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口頭語言，具有某種內容：一種有語義的、可釋義的、有邏輯命題的內容。”這個事實顯得意味深長，讀者在閱讀文字時，體味其內容便成為對智力的巨大挑戰，因為文字排列有序、邏輯清晰的特點決定閱讀是一項嚴肅的理性活動，有利於心智的培養和文化的形成。
波茲曼用出版業的興盛、作家的受歡迎程度、辯論雙方的表現和措辭、聽眾的反應、文學創作的輝煌來說明18—19世紀中期美國閱讀的黃金時代，大眾文化是多麼的體麵和充滿意義，人們的思維能力和精神境界都是今人所不可比擬的。以牧師和律師兩個職業為例，18—19世紀美國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組織被一種質樸、博學的話語形式統治著，而律師則是“腦力勞動的一個特權團體”，具有超常的讀寫能力和理性思維，就連廣告，現今看來最違背理性建立於煽動非理性基礎上的行業，在當時也是一項嚴肅而理性的事業。
4. 媒介決定生活方式
美國文化已經開始采用一種新的方式處理事務，尤其是重要事務。隨著娛樂業和非娛樂業的界限越來越難分，文化話語的性質也逐漸改變。波茲曼並不批判電視的娛樂性，而是擔憂與電視媒介相適應的話語結構把娛樂變成表現一切經曆的形式。電視媒介利用它特有的“魅力”把新聞、宗教、政治、閱讀活動、教學（教育）等較為嚴肅的公共事務“把玩於股掌之中”。他以電視媒介慣用的口頭語“好……現在……”為切入點，展現電視如何向觀眾傳送不被察覺的“假信息”—不是指錯誤的信息，而是意味著使人誤解的信息—沒有依據、毫無關聯、支離破碎或流於表麵的信息—這些信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自己知道很多事實，其實卻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