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作家應當是想像與思辯並舉的”
作者:畢飛宇 張莉
張 莉:童年經曆對一個作家特別重要。我們先談一下你小時候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環境。
畢飛宇:說起性格就不能不談父母,這是很現實的一個事情。我的父親有點特殊,身世很迷離,他至今都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究竟姓什麼也不知道,很年輕的時候又受到了政治上的打擊,這樣的人你不能指望他柔和,他幾乎就不說話。父親是家裏的壓力,所以我很少在家裏。除了輔導我學習,我們之間真正的對話並不多。我們可以很好地交流已經是我做了父親之後的事了。我的父親對我很放任,除了學習,別的就什麼都不管了。他做事情很知識分子氣,其實就是書呆子氣,很笑人的。有一次,我做了出格的事,打了人,他讓我寫了一份檢查,站到人家的家門口去朗誦,還貼在人家的家門口,這件事給我極其深刻的記憶。父親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的母親是一個標準的鄉村教師,師範學校畢業的,在那個時代的鄉村,屬於“高級知識分子”了。師範學校的學科很雜,但主要是音樂、體育、美術,什麼都學,什麼都會那麼一點點,什麼也不太好。她能說會道,能唱會跳。我母親很漂亮,性格外向,很活潑,還會打籃球,這在鄉村女性中間是很罕見的。如果不是因為她的出身,我估計她是不會嫁給我父親的。對我們這個家來說,母親是重要的,如果沒有我的母親,我的父親能不能活到“文革”結束都是一個問題。我的父親和我都很感謝我的母親。
張 莉:你覺得自己像父親還是像母親。
畢飛宇:我一直覺得我和我的父母都有點像,有些分裂。你很難說我像父親或者說我像母親。不過,我熱愛運動一定是從母親那裏遺傳過來的,從會走路到現在,我沒有離開過運動。這麼說吧,在人堆裏頭,我有點像母親,到了獨處的時候,我父親的那一麵就出來了。在工作的時候,我可以很長時間不說話,好幾天不說話都是很正常的,一個人,悶在那裏,好像和誰鬧別扭了,其實,和誰都沒有別扭,我就這樣。
張 莉:你就在父母下放的地方出生的?
畢飛宇:我們家不是下放的,是父親出了嚴重問題,送到鄉下去的。我就在鄉下出生了,一生下來環境就很好,農民哪有那麼複雜?不管政治的。我的母親是教師,你幫著人家的孩子識字、識數,人家就對你好,鄉下人的邏輯就是這樣簡單。在村子裏,我的父母很受人尊敬,他們把對我父母的尊敬轉移到我的身上來了,他們對我格外寬容。因為這個寬容,我也養成了一些壞毛病,身上有驕橫的東西。孩子其實很勢利,不是他膽子大,是因為他知道,你做了什麼都不會有嚴重的後果。在外麵打架了,一看是陳老師家的兒子,算了。在鄉下,大多數鄉親不是看在我父親的臉麵上,而是我母親。我母親的人緣極好,我犯錯了,人家哪裏好意思到“陳老師”那裏去告狀。
張 莉:那特別出格的事,或者特別驕橫的事是什麼?
畢飛宇:主要是過了十歲之後,打人家的母雞。我的彈弓主要是打鳥的,可是,鳥太小,不過癮,後來就打雞。雞可是農民的命根子,人家靠雞蛋生活呢。但我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還不是打母雞,是打玻璃,我們學校的玻璃都是被我打碎的,用彈弓打玻璃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很恐怖,主要是玻璃的破碎聲很恐怖。回過頭來說,人在少年時代是有犯罪心理的,就喜歡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那時候我就喜歡聽玻璃被擊碎的聲音。我寫過一個短篇小說《白夜》,寫了一個壞孩子,用彈弓把一個學校所有的玻璃都打碎了,那個其實是我自己幹的。我的父母哪裏能想到是我呢,夜裏頭我躺在床上,聽他們在歎氣,我非常緊張,怕,但是也得意。
張 莉:你這樣說,我想起《平原》,那裏的很多鄉間兒童生活應該就是親身經曆。也就是些孩子做的壞事。
畢飛宇:從什麼時候開始做大壞事的呢?就是村子裏有了知青之後,開始幹大壞事了。十多歲吧,反正有知青了,我們一起偷東西。偷吃的東西。我一般不是主犯,主要是跟著。你也知道,我是教師家庭出來的,道德觀比較強,我第一次偷東西的時候非常害怕,得手之後幾乎就是狂奔。可是,知青偷了東西之後特別鎮定,嚴格地說,不像偷,更像拿,腳步很慢,一點都不慌。這個給了我極深的印象,我很崇拜他們。
張 莉:為什麼知青們偷了東西沒人找呢,村裏人為什麼不去找?
畢飛宇:怎麼找?知青偷了東西之後當晚就吃了,你找誰去?隻有不點名地罵,心照不宣罷了,一般來說,我的工作是放哨,都是從電影上學的。回過頭來想想,知青選擇我放哨是對的,我是教師的孩子嘛,形象很好,也就是所謂的好學生,懷疑誰也懷疑不到我的頭上來。我就站在不遠的地方,貼在一棵樹上,手裏拿一塊小磚頭,一旦有情況,扔出去。有了動靜,一線的作案人員就不動了,就那樣站在夜色裏頭,誰也看不見。開一個玩笑,我和知青的關係就是漢奸和鬼子的關係。
話說到這裏我特別想說電影或者藝術,我們看到的電影都是宣傳“好人好事”的,可是,幫助我們成長的,卻是那些壞人和壞事。這很有意思。——藝術到底拓寬了善還是拓寬了惡,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
張 莉:兩種拓寬肯定都存在。我對知青的理解大部分來自知青文學。現在想想,大部分也都是由知青寫的。你剛才說的這個知青生活和我們在文本所讀到的知青生活有差距。
畢飛宇: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所有的知青文學都是知青寫的,這是一個問題。我的《平原》為什麼一定要寫知青,原因也在這裏。對我個人來說,知青是重要的,他們在我的精神史上起到過特別重要的作用,但是,知青文學不該隻有一個作者,還有一個作者是不能缺席的,那就是土生土長的村子裏的人。知青文學麵對的其實是兩樣東西,一、反思“文革”,二、大地書寫。同樣是這兩個問題,村子裏的人和他們真的有區別。知青貢獻了一個側麵,我隻是想說,另一個側麵不該忽略。我覺得有一件事知青文學做得不夠,那就是他們和農民的關係。知青和農民是有交叉點的,文化補充、利益分配、性。
張 莉:《小芳》那個歌,“村裏有個姑娘叫小芳”,是知青回城後寫的,現在看那裏麵的情感比較複雜,是不是騙了人家姑娘就回城了,然後一去不回杳無音信?沒有人知道。一旦故事變成了歌曲,就浪漫化了,反而遮蔽了其中的殘酷。畢飛宇:是,這裏頭必然存在一個立場問題。是此岸還是彼岸,是樹上還是樹下。在春天,一些動物會發瘋,狗、豬、牛都有可能發瘋,發了瘋的牛是極可怕的。萬一管理不善,這些發了瘋的牛就會跑出來。瘋牛過來了,會爬樹的人會爬到樹上去,站在樹上看,那些不會爬樹的呢,隻能在大地上跑。一旦你在樹上,你也會害怕,但是,這害怕和沒有上樹的是不一樣的。在我看來,在許多問題上,知青是樹上的人,而真正的農民一直在樹下。這是完全不一樣的。說起來很簡單,屁股決定腦袋,但是書寫的時候,這個細微的區別是巨大的。
張 莉:直覺告訴我,你童年的閱讀經驗很重要。
畢飛宇:童年我已經讀了一些長篇,記憶深的一個是《劍》,是抗美援朝的軍事題材,當時覺得好得不得了,後來讀中文係,大學課本上也沒見到介紹,我很奇怪。《高玉寶》、《歐陽海之歌》當然讀過。還有一本書更不能不提,那就是《閃閃的紅星》。這本書的影響巨大,因為電影。雖然那時候還很小,但是,我要說,小說更吸引我,我記得小說似乎是第一人稱的,在潘冬子的母親死後,小說裏頭一直纏繞著傷感的情緒。那時候還不懂什麼叫“傷感”,但是,看得“難過”,這個感覺有。因為“難過”,那就放不下了。我至今還記得閱讀《閃閃的紅星》的場景,放寒假了,整個學校全空了,就在一所空校園裏,我挑了一間空教室,一個人在裏頭讀書。後來我的母親叫我回家吃飯,我明明聽見了,卻不理她,她站在操場上大叫我的名字,我就站在窗戶的旁邊,很有樂趣。
張 莉:屬於少年的樂趣。《閃閃的紅星》我看的是電影,看得很開心。
畢飛宇:對了,我想告訴你,我從小很害怕寒暑假,因為我的家在學校裏,一到寒暑假,全空了,所有的教室都是空的,全是桌椅,門窗上貼著封條,感覺很不對的,它讓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孤獨感,天天盼著開學。誰不害怕孤獨呢?尤其在童年和少年的時代。因為寒暑假,我的童年和少年非常孤獨,不知道如何才能打發時間。我的同班同學有很繁重的勞動,他們哪裏有時間和我玩呢。孩子讀書有孩子的經驗,先看插圖,如果插圖裏有戰爭的場麵,那就是好書,如果插圖是一個老人在油燈底下讀《毛選》,這樣的書就不看了。像《創業史》這種不打仗的書我是不可能看的。在我的記憶裏,我的父親幾乎不讀當代文學作品。關於他的閱讀,我唯一的記憶是古典詩歌。但是講老實話,這也不是吹噓自己的早慧早覺,真正對我內心起作用的還是唐詩。
張 莉:唐詩是父母讓你背的?
畢飛宇:不是,當時家裏沒有一本唐詩宋詞的書。可父親畢竟是讀過私塾的人,底子很好的,夜裏頭,他喜歡默寫他讀過的詩。對了,葉兆言也是這樣的,隻要一開會,他就在那裏寫,不知道的人以為他在做筆記,其實他是在默寫唐詩。父親有一本手寫本,全是他手寫的。我並不知道那些就叫“唐詩”,我在《小崔說事》裏和崔永元聊過,我父親的字寫得極漂亮,我那時候還小,也不知道“漂亮”的標準是怎麼建立起來的,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的字就知道了,他的字是漂亮的。在我五歲的那一年,父親用紅墨水的鋼筆給我寫了字帖,我就描。到了初中畢業那個階段,我的手寫體幾乎和我父親的一模一樣,後來到縣城去讀書,我的老師看到這個鄉下孩子的字那麼漂亮,就在全班傳閱,我可得意了。我的字是後來寫小說寫壞掉的,越寫越爛,爛到自己都不認識的地步。那時候我的女朋友幫我謄寫手稿,她認識,我反而不認識。
因為父親的字好,沒事的時候,我就把他的手抄本拿過來,一看就是好長時間。慢慢地,我對唐詩有了一些認識。這些認識和大學的課堂沒法比,但是,我個人認為,這些認識比大學的課堂還重要。老師的講解太正確了,沒有誤解,也沒有心照不宣,更沒有自然而然的韻律,我說的是唐詩的語感與節奏。許多東西,如果你在童年或少年時代當作玩具玩過,它就會成為你的肌膚。我不太讚成早期教育,那個是沒用的。但是,我相信早期的陪伴,還有玩耍,在你的童年,隻要是陪伴過你的,或者說,你當玩具玩過的,那你就很難擺脫它的影響。應當說,我對語言美感的建立是比較早的。
張 莉:你有過一篇文章,寫你對周扒皮故事的理解。讀那個東西的時候,我想到,你的這種質疑肯定來自於你的童年閱讀經驗,這個故事給你的刺激太深,使你成年後不斷回想,發現破綻,不斷要指出它的問題。問題是,你什麼時候覺得這個故事邏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