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詩誌（四）
專欄
作者：傅元峰
1.民刊經緯“民間”的寄存：1980年代校園詩歌
1977年秋天，一份國務院轉發教育部高等學校招生的文件在青年人中廣泛傳閱。文件規定的寬泛招生條件隨後導演了一次大規模的高考：“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周歲，未婚。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①1978年春季和秋季，先後有兩批新生走進了大學校園，一段蹉跎的青春歲月終於得到了它遲到的安撫。
這份招生文件特別提到了“老三屆”之中的兩屆畢業生，對被“文革”虧待的一代充滿愧疚感地發出了大學的邀請。“老三屆”，指1966、1967、19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是中國特定年代教育災難的見證。他們的學業受“文革”影響較深。在當時，“文革”教育製度徹底改變了中學和高校的教育生態：中學生滯留學校，課業停頓，忙於政治鬥爭；在大學裏，政治考察取代高考成為高校招生的惟一方式，推行“工農兵大學生”，“文革”期間於1973年舉行的惟一一次高考製造了張鐵生這樣的“白卷英雄”。王安憶的長篇小說《啟蒙時代》描述過“老三屆”，學生們被迫領受了一個走向知性喪失、青春消泯的“漫長假期”：“大串聯的人流退潮了，革命暫時間塵埃落定，小學積壓了一年多的畢業生按居住地段分進了中學，中學積壓的畢業生還沒有去想，所以就依然留在學校。這種積壓使得學校、街道，以至於整個社會突然間雍塞了少年人。學業已經中斷，學生運動也消停下來，這些少年人猝然驚醒，發覺自己身處一個漫長的假期之中，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②北島則在散文《北京四中》中描述了自己1965至1968年間動蕩的中學生活，是這段時間學校生活的寫照。
上世紀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與高考製度的恢複，將散亂的知青詩歌沙龍重新集結於城市與大學校園。詩歌的火種在校園集中，又經所謂“朦朧詩”點燃，那些炙熱的詩情也上演了盛極一時的詩歌景觀。從1977到1985級的大學生詩人，也成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新詩發展的中堅力量，如77級的徐敬亞、王小妮（吉林大學），78級的唐曉渡（南京大學）、葉延濱（北京廣播學院）、王家新（武漢大學）、韓東（山東大學）、柏樺（廣州外語學院）、周倫佑（西昌農專），79級的海子、駱一禾、西渡（北京大學）、許德民（複旦大學）、宋琳（華東師大）、翟永明（成都電訊工程學院）、楊克（廣西大學），80級的於堅（雲南大學）、王寅、陳東東、陸憶敏（上海師大），81級的西川（北京大學）、張棗（湖南師大）、傅亮（複旦大學）、黃燦然（暨南大學）、梁平（重慶師專）、尚仲敏（重慶大學），82級的潘洗塵（哈爾濱師大）、祝鳳鳴（安徽師大），83級的臧棣（北京大學）、雷平陽（昭通師專），84級的張執浩（華中師大），85級的戈麥（北京大學）、陳先發（複旦大學）、李少君、洪燭（武漢大學）、小海（南京大學）、岩鷹（南京林大）等。80年代中後期，不僅僅在大學，中學校園也是詩歌社團林立，學生詩人眾多。薑紅偉、小海、葛紅兵、周瑟瑟、葉匡政、邱華棟、田曉菲、符馬活等都是在80年代中學生詩潮中頗有影響的中學生詩人。中學和大學存在一種微妙的互哺關係：中學受到大學的詩美的感召，也源源不斷向大學校園輸送優秀的校園詩人。
80年代的校園詩歌不同於“西單牆”民刊詩歌，其主要區別在於，校園詩歌在更有效的國家文學製度調控下，經過了政治因素的卸載。因為在從知青詩歌到校園詩歌，抒情者的主體構成沒有發生大範圍的改變，但身份和心態卻跟隨80年代政治格局的變動經曆了極大的變故。1981年2月政府在宣布詩歌社團、刊物非法的時候，給校園社團刊物留了一個出口：“機關、學校和各企業、事業單位，要有組織地辦好壁報、板報、校刊、學報以及小型學術刊物和文藝刊物，以豐富和活躍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對確有見解的好作品，要給予適當表揚，並負責向報刊推薦。黨委必須加強對這項工作的思想政治領導，並組織強有力的編輯班子。壁報、板報、校刊、學報和其他報刊，特別是各種全國性的報刊，都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努力辦出自己的特色，一律不準刊登煽動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不準轉載非法刊物的文章。要認真對待青年人的來稿，並積極引導、培養、鼓勵他們撰寫思想健康、有學術或藝術價值的作品。”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