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爭取到委員夫人們的支持，當時的北京奧申委別出心裁地成立了“夫人工作小組”。何老笑著說：“枕頭邊的話有時候比任何人的話都重要，因此夫人的工作非常重要。”於是，梁麗娟便肩負起了這項重要的任務。
梁老在談起與國際奧委會委員夫人們的交往時說：在國外，每當何振梁必須留在會場裏時，她就去參加一些何振梁顧不上去參加的活動，盡可能地同委員們的夫人打成一片。在與委員夫人們的接觸中，她很少談論申奧的事，而是與她們議論家庭、談如何教育孩子，在拉家常中增進了解。每當外出旅遊時，她總是有意識地帶上相機，給她們拍照留影，然後把相片寄過去。就這樣，通過這些一點一滴的小事，使她們成了好朋友。
何振梁、梁麗娟夫婦就這樣一搭一檔地相互配合著做申辦工作。在國內時，何振梁向邀請來的委員們談工作介紹情況，梁麗娟則陪著夫人們參觀名勝古跡。
從1992年起，梁麗娟一口氣在《新體育》雜誌上連續撰寫了《艱難的申辦曆程》等係列文章。這期間，梁麗娟有好幾個月每天隻睡很少時間，趕時間翻譯了《薩馬蘭奇與奧林匹克》這本薩馬蘭奇的傳記，趕在他來參加上海第一屆東亞運動會時出版。在首發式上，薩馬蘭奇高興地伸開雙臂，將何振梁和梁麗娟夫婦攬在懷裏，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梁麗娟與薩馬蘭奇的夫人比比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比比斯去世以後的一段時間內，薩馬蘭奇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梁麗娟接連寫了3封長信，由何振梁翻譯成法文後寄給薩馬蘭奇。薩馬蘭奇看後深為梁麗娟的真誠所感動，在複信的結尾署名不是“薩馬蘭奇”，而是“胡安·安東尼奧”，這是薩馬蘭奇的小名，一般隻有家人才如此稱呼，可見梁麗娟在薩馬蘭奇心目中的地位。
申奧成功，何振梁哭了！
到了1993年9月23日投票決定申辦權的那一天，梁麗娟說：“他心髒不太好，我怕他經受不了宣布結果時的心理壓力。一早起來我不僅給他口服和外貼了防止心髒發病的藥，還在他口袋裏裝進了急救用的口服藥和噴霧劑。為發生情況時可以緊急處理，頭一天我又把一份急救藥交給了與我們交情甚篤的日本委員豬穀，請他在會場裏幫忙照顧一下。”
當表決結果宣布悉尼獲勝時，何振梁感到心裏特別難受。熟悉何振梁的一位國際奧委會專員緊握著他的手說：“我知道當你微笑著向悉尼祝賀時，你的內心在流淚。”
梁麗娟回憶說：“那天宣布會結束後，振梁身心交瘁，他硬挺著身子，穿過擁擠的人群，感謝委員們的撫慰。他反複對自己說，一定要堅持住，決不能垮下。他回到代表團所在的旅館後，向大家介紹了投票的經過。回到房間後，他還盡量冷靜地一一回答著朋友們打來的慰問電話。到了深夜，當女兒哭著從北京打來電話說她難以接受這個結果，要我們多保重身體並說她愛我們時，他再也抑製不住自己，失聲痛哭了起來。”何振梁的兒子何陽說，1993年以前，他從來沒看到父親哭過。
2001年7月13日，當北京申奧獲得成功、一輩子為之奮鬥的願望終於實現的那一瞬間，何振梁激動得熱淚盈眶。他說：“在看到有的國際奧委會委員是哽咽地聽完我的陳述時，我想我能做到的事情都已經做到了。”作為妻子，此時梁麗娟最懂得丈夫的心情：“8年前振梁強忍著淚水，強迫自己微笑著來麵對世界眾多媒體，為的是要表現出中國人永不屈服的那種氣度，而這次振梁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淚水了，任其流淌。申奧成功，振梁這輩子沒有遺憾了。”
奧運，是他倆永遠的話題
梁麗娟的記者生涯是從51歲開始的，早在念中學時她就盼望以後能當個記者，中學畢業後她到上海滬江大學讀社會係，曾希望以此作為到北京燕京大學念新聞係的一種過渡。沒想到入黨後由於地下工作的需要她沒能轉學。新中國成立後，她搞了20多年青年國際工作和對外宣傳工作。直到“文革”結束後，她才如願地到人民日報社幹上了新聞這一行。
從此，梁麗娟在新聞的海洋裏如魚得水遊刃有餘。她撰寫的通訊曾被鄧穎超大姐稱讚為“文情並茂”，也曾被日本大使夫人讚賞是“流著激動的眼淚采訪的記者”。
何老生前一直與老伴單獨居住。外麵的人如果不與何老預約，能打通他家電話的，這隻能說是一種偶然或運氣。因為兩位老人時常要在國內外飛來飛去，就算待在家裏也經常是應酬不斷，一個星期三天要在外麵開會，三天外出講課，剩下的一天還得計劃和準備下一周的工作。他們的話題依然離不開奧運。
（摘自《解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