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製度”創設目的是規範外貿體製。根據規定，來中國從事貿易活動的外國人在廣州並不享有自由貿易的權利，因為清政府隻在那裏開放春秋兩季對外貿易交流會。在交流會期間，外國商人住在廣州的十三行。非交易季節，這些外國商人必須離開廣州，住到澳門或回國過冬。十三行的行總就是十三行的領袖，也就是政府及粵海關的交涉員。
十三行承擔著政府與外商之間聯係溝通的橋梁作用，是後來買辦的祖宗。他們不像後來的買辦隻為外國私人服務，這些交涉員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著政府的功能，是政府的買辦。
自由貿易的原則是合法基礎上的公平貿易、公開貿易和透明交易。然而由於清政府將對外貿易限定在一口，指定由十三行承擔中介，由此必然衍生壟斷和黑幕交易。這種黑幕交易或許能夠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但由此卻形成了一個內外通吃的特殊階層。這對後來擴大貿易、合法貿易極端不利。
那時的粵海關由中國人自主管理，朝廷規定的海關稅則隻是象征性的，平均不過4%，因為清政府的財政收支並不依賴進出口貿易這一塊。
朝廷的輕稅薄賦並沒有使中外交易者獲利，更沒有起到鼓勵對外貿易擴大進出口的作用。相反，十三行的壟斷經營，以及依附在他們周邊的那個龐大既得利益群體，甚至還有廣東本地各級官員，擅自通過各種方式公開、半公開或隱秘征收各種陋規雜稅。據說，很多時候，他們在正稅之外要增加15%～20%。
按照清政府的規定，所有稅則、收費、加捐，都必須公開，但是那時沒有體製外監督，沒有硬性約束，所有規定均成具文。所有參與收費、收稅、加捐的官員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自覺保守秘密，自覺通過各種方式不讓這些“潛規則”曝光，讓政府吃點虧，讓外商獲得一些補償。
非規則貿易讓外商很不耐煩，因為每一次納稅都必須經過一次講價式的交涉，這對西方文明背景的商人肯定不太適應。怎樣改革很早就有議論，但一直沒有機會去解決。馬嘎爾尼1793年訪華就有這方麵考慮，隻是因為其他原因沒有辦成。
十三行陋規陋習泛濫成災，在中國人看來或許是因為體製因為文化，但在西方人看來，就是壟斷，缺少競爭。要想徹底解決這些問題，辦法很簡單，隻要將廣東一口通商壟斷格局打破，在數口通商競爭條件下，相信不論是“十三行”還是“二十六行”，大家隻能拚服務。服務不好，亂加費亂收稅，那麼外國商人一定會離開廣東轉往其他通商口岸。
正是基於這樣的分析，英國人在與中國人進行談判時，始終緊扣自由貿易的原則，始終要求合法貿易、透明貿易，《南京條約》及其相關文件規定將一口擴大為五口，其主要目的就是解決這些問題。
對清政府來說，早就被廣東一口通商衍生的吏治腐敗等問題弄得心煩，如果能通過擴大通商口岸解決這些陋規陋習，清政府當然樂見其成。我們看到，在談判過程中，清政府對擴大到五口並沒有怎樣猶豫。
擴大通商、五口通商是對中、英都有好處的事情，雙方很快就此達成協議。然而五口通商既然有助於吏治澄清，有助於貿易規則，那麼必然有人會因此而落寞而傷心。體製、規則的改變，總會讓一些既得利益者階層受損。
五口通商打破了廣東對中外貿易的壟斷，數百年靠山吃山，從中外貿易交往中獲取好處的廣東人最反感。廣東但凡與貿易事務有點關聯的官員，還有那些居間兩邊通吃的官家買辦，幾乎都因《南京條約》擴大五口通商而不滿。他們先前的意外財源都因為一口變五口而大幅度減少。原先集中在廣州一口，中外商人都無從選擇，額外加收的費用，對於中外商人來說隻要能夠辦成事情，也隻能忍氣吞聲。現在不一樣了，五口通商不僅自然分流一大部分貨源到江浙地區，而且還有一些中外商人純粹因不願繼續容忍廣東人而轉到其他口岸。由此，鴉片戰爭之後的廣東人覺得自己成了最大的利益受損者，他們的排外主義情緒非常自然地發生，並深刻影響此後幾十年的政治走向。
（摘自線裝書局《重尋近代中國》 作者：馬勇）（圖片 19.jpg 圖注：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