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官員引咎辭職鏡鑒
讀史劄記
作者：閆春新
【摘要】 我國自漢朝起就形成了獨特的宰相引咎辭職製度，它是在天人感應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發生災異時皇帝下罪己詔或是策免三公以祈福禳災的製度。其表麵是上天對應於天子的譴吿說的延伸與漢帝消災滅異的後續，其實質卻暗含或伴隨有中國古代特有的救災“方案”與“措施”。兩漢引咎辭職對後世封建王朝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當今社會也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漢朝 災異 三公 引咎辭職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漢代宰相引咎辭職，多因連年受災或大饑荒
現代意義上的引咎辭職製度，並非是近些年才在中國生根發芽的，民國時期的一眾名流就已有引咎辭職的身影，出名的如段祺瑞、蔣中正、胡漢民等。然而若論引咎辭職製度的源流究竟出自何時何處，是中是洋，恐怕由於時間久遠，證據或已湮沒於曆史的浩瀚長河中，兩派可能要爭的不可開交。然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引咎辭職製度絕非是西方的獨創，華夏古已有之。
古人引咎辭職的著名案例最早或見於《韓詩外傳》中。其大略曰：晉文公以李離為典獄官，孰料李離上任後竟因誤聽了屬僚所言而錯殺無辜。對此，李離並未百般掩飾己過，反而向文公自縛請死。文公以罪在屬吏，不想對其加罪。李離則反駁說：“高官厚祿，全是我一人獨享，屬吏從未與我雨露均沾，而今我犯下滔天大罪，卻要讓屬吏一人頂包，是何言也！”於是不奉命，自刎而死。《韓詩外傳》記載這個故事來解《詩經》一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可謂給了李離一個至高無上的評價。此故事亦被太史公收錄在《史記·循吏列傳》中，被後世傳為“李離伏劍”的佳話。
然而，這件事雖早，在當時卻隻是個例，既未能影響社會風氣，也未能形成官場慣例，成為“祖製”。真正將引咎辭職製度化的還是在幾百年後的漢朝。案諸史乘，有漢一代的引咎辭職，絕大多數都與災異有關，尤其是後漢，史家一般以一句“以災異免”一筆帶過。對於罷免的緣由，史書中還有許多類似的寫法，比如說“以盜賊免”。這種寫法不可謂不言簡意賅，可是官員們究竟是事先提出了引咎辭職，而後被皇帝批準；還是直接被皇帝在一怒之下裭奪官位卻是語焉不詳，給後人造成了不解。在這種情況下，能較為確切的判斷為引咎辭職的就是這個“以災異免”。這句話從表麵看宰相是被免官了，但根據大漢的傳統，大都是宰相等主動請辭，而後皇帝予以批準的。因為出現災異畢竟不是什麼極大的罪名，古人雖將之與上蒼的意誌聯係起來，但基本上是持一種時信時疑的態度，君上畢竟要給臣下一定的麵子，絕不至於一出現災異就勒令大臣下台的程度，除了個別太過厚顏無恥者。
漢元帝真正開辟了後漢及唐、宋等後世封建王朝的引咎辭職製度
倘若細細地考究一下漢代的引咎辭職製度，其大致脈絡仍是較為清晰的：一種製度的興起與實行背後必然有一種理論作為支撐，漢代宰相因災異而引咎辭職的理論基礎是天人感應理論。
漢初高、惠、文、景時期，朝廷的主流思想是黃老之學。這一學說主張清靜無為，蕭規曹隨，已有定製，宰相們和和氣氣，並無意掀起波瀾，但求四平八穩就好，所以這四朝的宰相因犯罪被撤免的很少，更換的頻率也低，所以宰相的人數總體上也很少，更何談因為天變地動而撤換宰相。
到了武帝時期，事情起了重大變化。一代“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將天人感應學說係統化、理論化，這就使得漢朝宰相因災異而引咎辭職有了理論上的支撐。但是，由於武帝這個人天性“喜事”，又任刑好殺，使武帝朝的宰相職位成為了一個“雷區”，眾多的宰相中能善始善終的都很少，引咎辭職製度壓根就得不到出場的機會。
昭、宣時期是漢朝繼續穩步向前發展的時期，史家予以 “中興”的美名。昭帝少年老成，又有大將軍霍光主政，政治號稱清明。宣帝由於長期流於草野，這使他洞徹民間疾苦，在位期間英名遠播。二帝既稱神武，因此即使天變發生，也不願換相。宣帝執政二十五年，隻下過罪己詔四道，正所謂大丈夫敢作敢當，隻願攬罪於己，無意歸怨於人。因此引咎辭職製度在此二朝又未得到用武之地。
至元帝即位，關東開始連年受災，流民紛紛湧入關內。對此，朝廷中形成了一種輿論，認為大臣屍位。元帝數次召見丞相、禦史大夫，在詔書中責其履職不盡責。丞相於定國連忙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氣候再次發生異常，九月即天降嚴霜，莊稼受損嚴重，竟又造成了大饑荒。而且霧霾密布，遮天蔽日。元帝再次下詔嚴責大臣。丞相於定國經此兩次三番的擔驚受怕，慌得立即寫檢討書，並請求歸還侯印，退居養老。一起寫辭職報告的“難友”還有禦史大夫薛廣德、大司馬兼車騎將軍史高等人。元帝最終全部同意了三人的請求。這件事可謂真正開辟了後漢及唐、宋等後世封建王朝的引咎辭職製度。然而，相對於漢代末期那等同兒戲般一有災異宰相便走馬燈似的引咎辭職相比，元帝時的這次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因為於定國等人的辭職並非隻是因為簡單的天災，主要還是天災引發的人禍。這些重量級的將相集體引咎辭職，可以向天下宣示朝廷賑災的態度和決心，對穩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