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上書業有“橫通”
書屋品茗
作者：關永禮
2014年9月，在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南京大學教授徐雁先生向我推薦剛剛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雷夢辰文集《津門書肆記》，隨後，此書整理者曹式哲先生惠寄墨香馨馥的樣書，循讀後獲益良多，特撰文加以揄揚，以為廣布。
一
明末清初，北京琉璃廠逐漸形成以經營古舊書籍為主，兼營文房四寶、古玩書畫的文化街。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頒發諭旨，向天下征書，以備編纂《四庫全書》之用。當時參與《四庫全書》修纂的館臣、學者多僦居宣南一帶，地近琉璃廠，便於淘書，搜求孤珍善本，切磋學問，琉璃廠成為他們趨之若鶩之地，實際上成為《四庫全書》的第二編纂處，由此琉璃廠成為喧市。
乾、嘉以來，琉璃廠古舊書肆多由江西人經營，以鐫版印刻八股文、試帖詩等科舉闈墨為主。清末，廢除科舉考試，江西幫書商漸衰，河北書商代之而興，改而重點經銷學術研究的古舊書籍。這些河北書商以冀縣人居多，他們彼此薦引，子侄舅甥相承，經營的店鋪人稱“冀人店”。民國以後，北京不少行業逐漸形成以地域為主的特色，如老媽子（保姆）以河北三河人為主；煤廠以河北定興人為主；運水送水以山東人為主。琉璃廠古舊書業以河北人為主經營恰逢此時。
鼎盛時，河北人在北京開業的古舊書店多達二百三十七家，並先後湧現出許多馳名遐邇的書店和事業有成的書業名家。前者如來薰閣、邃雅齋、富晉書社等，後者如陳濟川、王富晉、郭紀森、孫殿起、雷夢水等，備受業內認可和學界推許。
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頗為引人注目，2014年12月6日，由《藏書報》牽頭組織並聯合冀州市委宣傳部共同主辦的“中國古舊書文化傳薪者——琉璃廠之冀州人”座談會在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舉辦，專家學者一致認為，百年琉璃廠古舊書業的輝煌與河北人特別是原冀州人密不可分，這些河北書商鑄就的文化精神可以歸結為：以誠為本、以信立命的處世哲學與經商之道，是琉璃廠河北人文脈厚重與聖賢之風盛行的集中體現；亦商亦文、以文會友的人文情懷和書生意氣，是其對文化的崇拜和敬仰貫穿事業始終的精神核心；重道擔當、以義取利的仁者之風和豪俠之氣，則是其人文特性與儒商操守的典型體現。
在這些河北書商中，有一些有心人販書之餘，不廢著述，如王文進撰有《文祿堂訪書記》，王雨撰有《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其中孫殿起、雷夢水、雷夢辰舅甥特別值得一提。
孫殿起（1894—1958），河北冀縣人。十五歲因家鄉歉收，入京投身書業，刻苦學藝，勤於筆錄，精於古書版本鑒定，著名學者張舜徽在《愛晚廬隨筆·書估中的目錄學家》中記述他訪書時對孫殿起的印象：“餘早歲旅京，有暇則過通學齋訪求清人僻籍小書，輒應手而得。與之語及書之刊刻早晚，娓娓不倦。見其案頭置一紙盒，上有一孔，每見某書版本有異者，輒記之於小紙條，納入盒中。積久盒滿，乃啟盒傾布於案而徐清理之，排次前後，錄之於冊。餘常從容詢其所自始，則謂如是而積累之，數十年於茲矣。
蓋其一生熟諳目錄版本，悉自此出。”孫殿起立誌編書，矢誌不渝，老而彌篤，皓首不移，先後撰有《叢書目錄拾遺》、《販書偶記》正續篇、《清代禁書知見錄》、《琉璃廠小誌》、《北京風俗雜詠》等書行世。雷夢水（1921—1994）盡得舅氏之傳，是孫殿起的衣缽傳人。早歲時艱，投舅父孫殿起門下為徒，在通學齋書店學藝。受乃師熏染，潛心目錄版本之學。工餘以讀書輯錄為樂事，兀兀窮年，以多年積累所得，撰出《古書經眼錄》、《北京風俗雜詠續編》、《室名別號索引補編》、《書林瑣記》等，還與人合編《台灣風俗雜詠》、《中華竹枝詞》。雷夢辰（1929—2003）受父兄影響，自幼嗜學讀書。
十五歲時，因家境艱難，投奔舅父孫殿起，在通學齋書店業書。後被介紹到富晉書社，拜王富晉為師。一度在隆福寺東雅堂書店學業，後輾轉到天津茹鄉閣書店學徒四年。期滿後在天津天祥市場二樓自設夢辰書社，專營古舊書籍，直至公私合營，並入新華書店古舊書門市部（1978年更名為天津市古籍書店）。在經營古舊書籍的近半個世紀中，雷夢辰受舅、兄啟誘，究心版本目錄，留心天津古舊書業的掌故和曆史變遷，先後撰成《清代各省禁書彙考》、《津門書肆記》，書緣成就終生業，被業內稱為“書行裏的高眼”，終成天津古舊書鑒定大家。
二
1989年5月，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雷夢辰編著之《清代各省禁書彙考》，為學界所見重。
曆史上，古今中外均有禁書事件發生。禁書，是指國家采取行政手段禁止刊印、流傳、閱讀的書籍。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曠世浩劫，古代典籍罹受中國書史上的第一次大厄。其後，禁書史不絕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三武滅佛；宋代黨爭學禁；明太祖刪節《孟子》，印行《孟子節義》；清代，禁書之風愈演愈烈，以細故而大興文字獄，康、乾號稱盛世，而文網日密。
乾隆年間，開館編纂《四庫全書》，以標榜文治，意在超邁曆代。下詔廣征圖籍，寓禁於征，“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鏟除嫌忌之實”，清史專家王鍾翰先生指出，“《四庫全書》開館之日，正是封建專製極端嚴厲的時期”，正所謂“草上之風必偃”。據統計，當時全焚書二千四百餘種，抽毀書四百餘種，共約三千種，幾與《四庫全書》選錄書目相埒。對於禁毀之書，懾於專製淫威，文人學者擔心觸犯時忌，因懼禍而不越雷池。乾隆年間，《四庫全書》開館，與追繳銷毀犯忌禁書相始終，大都由軍機處、四庫館分別令各省隨處搜繳，前後近二十年。因各省原檔多已不存，因此難以窺知完整的禁書總目。
乾隆以後，國勢日蹙，文網日漸疏弛。光緒初年，姚覲元先後獲得禁毀書目，輯為《清代禁毀書目》，即四庫館奏準的《銷毀書目》（包括《全毀書目》、《抽毀書目》）、浙江布政司刊《禁書總目》（包括軍機處奏準的《全毀書目》、《抽毀書目》、《浙江省查辦奏繳應毀書目》、《外省移谘應毀各種書目》），其弟姚凱元所得河南布政使榮柱刊《違礙書目》（包括《應繳違礙書籍各種名目》、《續奉應禁書目》），合刻於姚氏《咫進齋叢書》公諸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