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無淚祭耀邦
春秋筆
作者：張宏遵
今年11月20日是中國共產黨曾經的重要領導人胡耀邦誕辰100周年。
當我提筆想寫一點紀念他的文字時，腦海裏即刻浮現出他辭別人世時的一幅畫麵——
1989年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一樓東大廳舉行。
追悼會結束，我和幾個同誌乘坐一輛小麵包車跟隨隊伍，送耀邦的靈車去八寶山。一出北門，隻見長安街南北兩側大街上，早已擠滿了為耀邦送行的人，密密麻麻的人群組成南北兩道人牆，一直綿延到萬壽路、五棵鬆……
當時，我直覺得胸口發悶，淚水控製不住地往外流，連我自己也鬧不清，那淚水是酸的，鹹的，還是苦的；那畫麵，也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本來，我和胡耀邦根本搭不上關係。如果一定說有，那就是，他是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我是這個黨的區區一分子，他位居雲霄，我棲身泥土。然而，機緣擘畫，際遇安排，當他還在總書記位置上的時候，我奉調進入中央辦公廳，給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同誌當秘書。命運讓我從一個新聞從業人員一步跨入高層政治生活的圈子。那時，我的辦公室也在勤政殿，距耀邦同誌辦公室不過十來米遠，而組織關係和耀邦同誌及他身邊的幾個工作人員，都編在同一個黨支部，也算是到了耀邦同誌身邊。由此得以近聞謦劼，麵獲親炙。後來又眼睜睜看著他從總書記位置上倒下來。
歲月易逝。轉瞬之間，耀邦同誌已溘然長逝26年了，但迄今依然音猶在耳，容猶在目，教猶在心。他的思想、道德、人格、情操，對於我如春雨潤物，不知不覺已悄然化為魂魄，凝成筋骨，融入血液和生命，成為終生的心靈指南和精神導師。
最初知道胡耀邦這個名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劫難中。那時我是一個在人民大學讀書的青年大學生。從街頭散發的各式傳單中，知道團中央揪出了“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王偉）。對胡耀邦有什麼罪狀不甚了了，卻記住了胡耀邦15歲就參加革命，是個“紅小鬼”，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是個年輕的“老革命”，心中不乏欽敬。
對他的進一步了解並心生敬意則是在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複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企圖糾正文革造成的混亂和錯誤，在全國大搞“全麵整頓”，和江青“四人幫”一夥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當時，胡耀邦被派到中科院任負責人。他堅定地執行鄧小平“全麵整頓”的指示，和當時權傾朝野、恣意橫行的江青一夥對著幹，盡力遏製和糾正被他們搞亂了的思想、政策是非，把科學院的整頓搞得有聲有色，深獲科技戰線廣大幹部群眾的擁護。他主持製定的《關於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和文革中瘋狂的極“左”路線背道而馳，受到鄧小平的肯定和讚揚。他和當時鐵道部部長萬裏、教育部部長周榮鑫，成為鄧小平麾下搞整頓最積極、最得力的幾員幹將，在全國聲名遠播，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深刻記憶。我那時在天津一家報社當記者，對“四人幫”的淫威造成的恐怖歲月，以及他們推行的一套反動路線給民族造成的深重災難，感同身受，因而也深切關注著中央高層兩種政治力量的鬥爭。對鄧小平、胡耀邦的不懼橫逆、無私無畏、敢做敢當的戰鬥精神深懷崇敬。在我心目中，胡耀邦是個信仰堅定、意誌堅強的“鬥士”。
不久，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被再度打倒，胡耀邦也再度銷聲匿跡。
1976年粉粹“四人幫”之後，中華民族出現了新的契機。先是在中央黨校副校長、後是在中央組織部部長位置上的胡耀邦，在一批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團結一批人，頂風破浪、披荊斬棘，幹了在中共曆史上稱得起驚天動地的兩件大事情：一是發起和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他在推進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反省曆史錯誤、總結曆史經驗、實現曆史覺醒的偉大曆史轉折中，再次顯示出少有的英雄膽略、卓越眼光和博大胸襟。當他進入中共領導核心並進而擔任總書記之後，我心裏感到，黑暗的日子總算結束了，中華民族正在從泥淖中走出，中國共產黨正在回歸正途，中國將回複到一個正常社會，胸中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
1983年秋天，我到中央黨校培訓部學習。此時校長已是王震將軍。當時正批“精神汙染”，思想理論戰線首當其衝。1984年1月3日，胡喬木到黨校做了《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報告。黨校的氣氛已不一樣了。教員們說話、講課都很謹慎。黨校教員中有許多是從我的母校人民大學去的，私下裏和他們交談，依然是耀邦在時如何如何，耀邦同誌說過什麼什麼，讓人感到若論及精神一脈，耀邦仍是校長。耀邦在黨校創辦的《理論動態》，我們每期都能看到，上麵依然會有一些外麵看不到的好文章；耀邦在黨校時的一些講話，也在我們學員中廣泛流傳。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耀邦讓青年幹部要認真讀書，說一個地市級幹部一生至少要讀2億字的書。他還說，人一生無非三種可能，一是平庸之輩，二是昏聵之徒，三是有為之人。希望青年幹部不甘平庸之輩，更不能當昏聵之徒，要努力做有為之人。就從那時起，我給自己訂了個讀書計劃，即到60歲退休之前，用20年時間，再讀2億字的書。分解這個計劃，每天至少要讀夠28000字，一個月要讀84萬字，一年要讀1000萬字。我一生立過許多誌願，有些因主客觀原因都沒能堅持到底，但耀邦提出了讀2億字書的要求，我做到了，直到今天，仍在堅持閱讀。當然，他說的人生三種可能，我自忖不是有為之人，但也還不至於淪為昏聵之徒，是雖不甘平庸而終歸平庸吧。
鑒於中央黨校前幾屆畢業生有過耀邦接見並發表講話的先例，到我們這一期，學員們都普遍希望畢業時能請耀邦來講講話。那時我任支部書記，心裏也有這個願望，把這個想法與培訓部十幾個支部書記一溝通，竟然是一致讚同。於是就把學員們的要求反映給培訓部領導，培訓部答應將此報告校方，但校方總是泥牛入海無回音。到了1985年夏天，離畢業越來越近了，這事還沒定下來。於是我就直接去找陳維仁副校長（陳在耀邦任黨校副校長時兼任耀邦秘書），希望他能轉達本屆學員希望耀邦接見並講話的請求。那時我完全不知道王震和胡耀邦之間的關係，也不明白陳維仁同誌的難處。維仁同誌說，現在是王老當校長，要講也應該由他講，具體誰講，要由中央定。我把維仁同誌的話給學員們一傳達，大夥都有些悻悻然。但仍然要求我繼續反映，強烈要求耀邦同誌接見並講話。於是，我也不講禮數，三番五次地找陳維仁同誌，別的話也不好說，反反複複就一句話：學員們還是想聽耀邦同誌講話。維仁同誌最後給我說了一句：正在聯係。
畢業的日子到了。終於得到了準確消息，耀邦同誌將參加畢業典禮並跟大家講話。那時，王震校長出國了。
7月15日，耀邦到黨校出席畢業典禮，和畢業班全體學員照完相，在大禮堂做了《形勢·理想·紀律和作風》的報告。在談到形勢時，耀邦說，對當前我們國家的形勢怎麼看呢？
他說，有兩種極端的看法：一種講我們好得不得了，簡直什麼都好。另外一種，是另一個極端，認為我們什麼都糟，除了一切落後、振興無望之外，還有什麼“修正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等等。我讚成這麼一種估計：這幾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時期之一。所謂之一，就是可以同新中國成立初期相媲美了。他說，對於那些極端的議論，我們的方針有兩條。一條方針是：對國外那些說我們糟得很的，一般不予批駁，為什麼呢？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都要駁起來不勝其煩。第二條，我們也不把自己的成功經驗強加於人。同國外朋友談話，我們反複講，社會主義從俄國十月革命算起，到現在隻有60多年，怎麼建設社會主義還要靠長期實踐來回答。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間，誰都不能認為自己完美無缺，要允許和鼓勵大家根據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去探索，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
他說，改革這個大方向，要堅定不移，不要模糊。抓住局部現象，以偏概全，或者從某種抽象概念出發而不從實際出發，都是不可能正確判斷客觀形勢的。隻抓住一點，甚至隻聽到一點什麼風聲，就馬上做判斷、發通知、刮風！我們現在這種事情可多啦！
耀邦這個話，其實是話裏有話，當時我沒能聽懂，隻是後來進到中南海，了解了一些事情，才知道從概念出發，抓住一點，甚至隻聽到一點什麼風聲，就馬上做判斷、發通知、刮風，是什麼意思。
在談到理想時，耀邦說，理想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我們已進入了社會主義曆史階段，我們的最高理想是什麼呢？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現在隻能講個方向，講個大概，那是要經過很長的曆史時期，經過好些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的。我們在宣傳共產主義理想的時候，要注意兩條原則：第一，一定要講基本原則，基本精神，不能離開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目標。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代表我們的根本立場。第二，又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把我們的目標同現實的鬥爭目標緊密地聯係起來，要經常想到我們在此時此地究竟應當怎麼走，才能領導廣大群眾朝著我們的最終目標前進。今後幾十年，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要分三大步走。第一大步是到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比1980年翻兩番，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小康之家”；第二大步是下個世紀的頭二三十年，也就是黨成立100周年之後，把我們國家建設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然後再走第三步，到下個世紀的中葉，也就是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以後，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展的、經濟發展水平接近世界最發達國家的、第一流繁榮富裕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在我看來，這個三步走，就把我們的最高理想同新中國成立100年內的現實奮鬥目標聯係起來了。
耀邦這番話，講得我們熱血沸騰，感到共產主義理想和當前正在做的事情，同改革開放事業緊扣在一起了。
接著，耀邦談到了紀律問題。他說，一個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堅強的紀律不行。所謂有紀律，就是該怎樣做，就怎樣做，不該怎樣做，就不準那樣做。誰做了不準做的事，就查到底。該批評的批評，該處分的處分，該撤職的撤職，該法辦的法辦。有個經驗之談，不可忘記，叫作“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領導上搞親疏關係，下邊就會鬧派性；領導上講情麵，下邊就會搞對策，踐踏原則；領導上搞特殊，下邊就會搞嚴重的違法亂紀；領導機關不努力工作，下邊就會自由散漫。整頓紀律要先從黨委整起，要自上而下地整，不要抓替罪羊。
他說，我們要下決心，用兩三年時間把黨風搞好。如果不爭取在今後兩三年使黨風有個根本好轉，我們就對不起人民，黨就還有動亂的可能。一是黨風一定要搞好，二是隻有自上而下才能搞好。不是有個口號，叫作“從我做起”嗎？就是要自上而下，以身作則，不抓緊自己不行。我相信，隻要黨風真正搞好了，社會風氣也就好辦了。他說，中央、省市這兩級機關，講空話的太多了，講套話的太多了，一般號召太多了！現在，“表彰”大會多得不得了，一人一塊獎牌。必要的會可以開一些，但現在開得實在太多了！有的完全是走過場，搞形式，勞民傷財，而且還都提出要首長題詞。今後一定不要再搞那些自欺欺人的東西了！不能把有限的精力耗費到無窮無盡的空話、大話、套話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