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震撼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一時妖風四起，對周恩來的誹謗和汙蔑鋪天蓋地而來，占盡當時報刊的新聞版麵。一次，範延禧在舅父的書桌上見到一份報紙，頭版頭條赫然寫著《周赤匪恩來在南昌暴亂》大題標。陳式周一見，勃然大怒，連說：“無恥！無恥！”他隨即對範延禧說：“你相信嗎？這簡直是汙蔑！恩來和我是至戚，周、陳兩家是幾代世誼。我和恩來自幼相處，他走的路我一直是了解的，他有誌氣，有才幹，他這麼愛國，你們要學習他，以他為榜樣，我很多地方是不如他的。”說著，陳式周隨即從書櫃中取出他珍藏多年和周恩來交往的信件等。其中有周恩來初到巴黎時給陳式周的兩封信，還有周恩來的半身相片等。他還對範延禧說：“你們現在還年輕，經驗和知識都很不夠，但要相信我和我的話，更要相信這些珍貴的史料。我是要好好保存它的，不論在什麼危險情況下，我是不怕的。你們千萬不要漏出一點風聲，這比什麼都重要。”
1930年至1931年，周恩來回到上海領導革命活動期間，和陳式周又有了接觸。陳式周始終理解和同情革命。周恩來在自己秘密住地被暴露後，便緊急轉移到陳家住上一宿，後又消失在大上海的茫茫人潮之中。1931年底，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江西蘇區革命根據地，陳式周也攜家眷返回家鄉寶應。從此兩人失去了聯係。1947年，陳式周返回上海住在兒子家。1953年底，由於長子陳萊官調往北京工作，老人又隨兒子遷往北京居住。
上海剛解放時，中國共產黨麵臨的是國民黨政府留下的一個爛攤子，而僅僅過了兩年，中國共產黨便將其治理得秩序井然，欣欣向榮。陳式周對此十分感慨，他懷著十分喜悅的心情，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盼望多日之後，他收到的卻是一封來自國務院辦公廳有關辦事機構印好的複信。信中大意是“建議來函者可向當地政府聯係工作……”這使古稀老人陷入深深的失望和沉思中，他很不理解周恩來為什麼會忘了他這位表哥，之後他便再未寫信聯係了。打那以後，陳式周連周恩來的名字也不願提及，經常長時間默默無語，一人獨自靜坐。
其實，全國解放後，周恩來也一直惦記著陳式周，並責成有關部門去上海和江蘇寶應、揚州一帶查找。同時，他還委托當時居住於揚州的表哥萬敘生幫助尋找。在萬敘生於1964年4月去世之後，周恩來又交代其二女兒萬明珠繼續尋找陳式周。萬明珠經多方努力，在公安部門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陳式周的兒子陳萊官、陳和官，此時才知道陳式周已於1954年1月在北京病故。遺憾的是周恩來與陳式周相距咫尺竟未謀麵。
筆者曾對兄弟倆在新中國成立後始終未能見麵的原因，作了調查研究，初步得出結論：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社會上確有一些不法之徒假冒周恩來的本家、親戚寫信或來訪，要求解決生活困難或解決工作；也有的是親友中有人觸犯了人民政府的法規法令，想請周恩來幫忙說情。周恩來工作太忙，處理事情又秉公無私，一般無暇與見，遇有此類來信來訪的統由鄧穎超處理。但鄧穎超不可能全部知道周恩來的所有親戚關係，這使她處理起來也十分為難：如果一律不理，對確係宗親摯友的就不禮貌，有悖於中華傳統的待客之理；一律以禮相待吧，又怕是假冒之徒，鬧成笑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就請當時健在的伯父周嵩堯詳細寫下有關周恩來五服親以內的所有人員，然後交給行政秘書何謙。再遇有類似的來信來訪時，何謙他們先對照周嵩堯寫下的周家親屬“圖譜”，如確係“五服”之內的，就讓鄧穎超處理或先接待；不在“五服”以內的，就一律用印好的“公函”回複。在翻閱這份1951年11月25日周嵩堯寫下的、共有3000多字的周恩來“五服”以內“親戚譜”時，筆者發現，周嵩堯在寫到“嗣母陳太夫人娘家”時，下注“僅存一人”，這一人指的就是陳式周。但周嵩堯在“僅存一人”下又加了一個注：“卻非血親”。因為周嵩堯認為，舊社會重男輕女，隻有男性才可承嗣一脈香火，繼承遺產，而新社會已提倡男女平等，女性同樣有繼承權，而周恩來是因為過繼給他小叔父為子才與陳家有這麼一層親戚關係的，更何況陳式周又是周恩來嗣母陳氏的遠堂侄兒，所以，周嵩堯按當時剛頒布的新《婚姻法》寫下“卻非血親”也不為過。由於“六老爺子”留下這四個字，何謙他們就把陳式周隻當作與周恩來“非血親”關係的人，而沒有將他寫給周恩來的信轉呈鄧穎超、周恩來，從而造成了曆史的遺憾。
（責任編輯：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