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國範兒”是個什麼範兒
“民國範兒”是個什麼範兒
（編輯/懌城）
最近一年多來，關於“民國範兒”的話題在多家媒體和網站受到熱議。在我看來，麵對“民國範兒”之類的模糊概念，最為科學也最為恰當的應對態度，是蔡元培在1935年寫給何炳鬆的公開信中，所表現出的那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
“現在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擇怎樣是善，怎樣是人類公認為善，沒有中國與非中國的分別的。怎樣是中國人認為善，而非中國人或認為不善；怎樣是非中國人認為善，而中國卻認為不善的。把這些對象分別列舉出來，乃比較研究何者應取，何者應舍。把應取的成分，係統地編製起來，然後可以作一文化建設的方案，然後可以指出中國的特征尚剩幾許。若並無此等方案，而憑空辯論，勢必如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標語、梁漱溟‘東西文化’的懸談，讚成、反對，都是一些空話了。”
蔡元培的這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表現在教育方麵，就是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賦予北京大學的精神：“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表現在做人方麵，就是他1916年在為堂弟蔡元康書寫的對聯中所表述的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文明態度：“行不得則反求諸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像這樣的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才稱得上是“民國範兒”的最高境界。借用吳稚暉1913年在《可以止矣》一文中公開提名蔡元培為總統候選人的話說，蔡元培的個人品質和精神麵貌，可以用“尊賢禮士，止囂抑競，奉公守法”12個字來概括。這樣的個人品質和精神麵貌，既繼承了中國傳統儒學的“舊道德”，也體現著西方社會更加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新道德”。
與蔡元培的“民國範兒”可相提並論的，還有陳寅恪1929年夏天為王國維撰寫的碑文中所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35年，胡適在《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一文中，把他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直接追溯到蔡元培和杜威身上。用他的話說：“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自己的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自己的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隻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絕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比起蔡元培、胡適、吳稚暉、陳寅恪、王國維等人所展現的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民國範兒”，民國社會中更加常見的是魯迅筆下所描繪的阿Q式的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奴性思維及其精神勝利法，以及曹禺戲劇中所描繪的以集體無意識的“原始的情緒”和“蠻性的遺留”為原動力和內驅力的“陰間地獄之黑暗+男女情愛之追求+男權家庭之反叛+專製社會之革命+舍身愛人之犧牲+天誅地滅之天譴+替天行道之拯救+陽光天堂之超度”的文化密碼和行為模式。1949年之後的中國社會與民國社會的一個本質性區別，就在於蔡元培、胡適、陳寅恪、王國維等人所展現的具備普世性價值的“民國範兒”一下子變成了意識形態化的文化禁忌和思想罪惡。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阿Q，連同被曹禺詛咒的秉承著“原始的情緒”和“蠻性的遺留”的反麵人物，反而成為被鼓勵和被重用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