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爆發,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西安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和各種矛盾的焦點。形勢十分複雜,內戰危機迫在眉睫,張、楊兩將軍一時無所適從。
由於“三位一體”的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張、楊兩將軍在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清晨,聯名打電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處理捉蔣的善後有關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時,毛澤東看到張學良給他和周恩來的電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
毛澤東收到的這份改變中國命運的電報,一直是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對於毛澤東得知西安事變的第一份電報,在現有的公開資料中,最權威的應該是《葉子龍回憶錄》中的記載:“1936年12月12日淩晨,我被電台值機員叫醒,說是張學良、楊虎城從西安給毛主席發來一封電報,是特急件。電報不長,是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的,我看不太懂,但記得其中有‘兵諫’兩字。我立即把電報交給毛主席。……我與童小鵬住一間窯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電報回來,我問他,‘兵諫’是什麼意思,他說也搞不清。”
《楊尚昆回憶錄》中說:“中央派葉劍英為代表到西安去同張學良保持聯係。有一次葉劍英回來彙報,談到張學良曾說,他想不讓蔣介石在西北留這麼多兵,張在說這話時還無意間露出一句:‘必要時進行兵諫。’聽了這話,我覺得有點驚訝,但當時沒想到他真會把蔣介石抓起來。”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中共中央高層把尚未發生的西安事變表述為“兵諫”的最早回憶。
接到電報後,毛澤東立即吩咐警衛員去通知中央其他領導人來開會。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麵,讓張、楊去打頭陣。”後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人提議,給共產國際去電。於是,毛澤東親自起草電文發往莫斯科,報告西安事變的真相,指出這一事件是根據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三位一體”達成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請國際從速指示。同時,毛澤東還親自起草了給張、楊兩將軍的文電,對他們進行讚揚。
12月13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因為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情況還不很清楚,有待進一步了解和觀察,會上對許多重大問題隻是交換意見,需要在進一步弄清情況後才能作出決斷。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
毛澤東斷言:“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他的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
考慮到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已形成三位一體,大多數政治局成員讚成“以西安為中心”,成立一個實質性政府,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
張國燾發言最為激烈:“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隻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張聞天針對“審蔣”、“除蔣”和“以西安為中心”等,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在軍事上采取防禦,政治上采取進攻”。在目前的形勢下,“不要急躁”,否則會“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難”。
毛澤東考慮得更為深遠。他在作結論時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曆史事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途擺著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麵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麵來。針對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麵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毛澤東最後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毛澤東在1937年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承認:“西安事變後,我們通電中說將蔣交人民審判,是不對的。”
12月13日中午,在當天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中,毛澤東除了告知“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之外,還提出如下建議: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將東北軍主力調至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同時表示:紅軍鉗製寧夏、隴東一帶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等中央軍,以免西安腹背受敵。12月13日,毛澤東電示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20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讓派人去胡宗南等黃埔係將領處,表示“願與談判恢複蔣(介石)自由之條件”。
事變處理中,毛澤東確立了和平解決的方針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出後,紅軍各部隊頓時沸騰起來。
12月15日,由毛澤東領銜發表《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政府電》,電報肯定了張、楊發動兵諫的正義性質,要求南京政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同時提出“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並表示紅軍願與國民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
12月17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送行,毛澤東對周恩來叮囑道:“恩來同誌,全世界、全中國這時候都看著西安。西安很複雜,大政方針雖然確定,具體情況由你們處理。”周恩來走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連續開會反複研究事態的發展。周恩來等到達西安後,“立即同張學良麵談,且於當夜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中央軍劉峙部已以5個師入潼關,逼渭南。張擬以楊部控製西安,東北軍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使紅軍參加”。
12月18日,周恩來又兩次來電報告情況:“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這些都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提供了重要情報和建議。中共中央隨之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出召開抗日救國大會。
12月19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出席並講話,他明確地提出反對使內戰擴大,也就是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說:“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麵,受紅軍的影響是很大的。隻有結束內戰才能抗日。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我們應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我們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在這次會議上,黨中央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