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定都大風波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金滿樓
一、你“下套”，我“下咒”
1905年同盟會成立大會上，某“心懷首鼠而昧於孫文之為人”的台下聽眾突然起身詰問正在演講的孫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為帝王乎？抑為民主乎？請明以告我！
此言既出，全場皆驚。演說正酣暢淋漓的孫中山聽後“忽然如裂帛中止”，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事急之時，宋教仁的好友、會議組織者程家檉出麵解圍：革命者國家之公事，孫先生何能為民主君主。吾人之心中無慕從龍之榮，則君主無自而生。今日之會，唯研求清廷之當否革除，不當問帝王民主。
辛亥革命是一場共和革命，革命者自然無帝王之念想——事實上也完全做不到。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回到上海。據南社社員徐宗鑒描述，當時前去迎接的，“商界僅王一亭，政界僅李平書，其餘僅英士（即陳其美）與餘兩人”。這等場麵，與主流曆史所描寫的“萬眾歡呼”、“夾道歡迎”相去甚遠，堪稱冷落。外媒對此倒是反應靈敏，“西報記者、日本記者卻有十餘人”前來捧場，不過他們感興趣的，卻是孫先生究竟帶了多少款子回國。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赴南京就任總統，上海火車站送行的也隻有於右任、蔡元培、陳其美、沈翔雲數人，另有軍樂一隊、衛兵一連，僅此而已。以上場麵，均為徐宗鑒親眼所見，似為可信。
1月3日，代理臨時參議院（前身即“各省代表會”）再次進行選舉，黎元洪不出意料地當選為臨時副總統，但在表決孫中山所提出的各部總長人選時，其中有三人遭否決，幾占名單的三分之一。
孫中山流亡海外多年，對國內情況不甚熟悉，名單主要由黃興擬定，人選如下：黃興自任陸軍總長、黃鍾英任海軍總長、王寵惠任外交總長、伍廷芳任司法總長、陳錦濤任財政總長、宋教仁任內務總長、章太炎任教育總長、張謇任實業總長、湯壽潛任交通總長。
被否決的三人分別為宋教仁、王寵惠與章太炎，參議員們的反對理由是，章太炎脾氣怪誕、性格孤傲，宋教仁心高氣盛、年紀太輕，王寵惠海外歸來、閱曆尚淺，均不適合擔當重任。孫中山來時原本興致盎然，不料第一次開會即受此難堪，最後隻得默然退場。事後，黃興多方協調，新名單以程德全換下宋教仁、用蔡元培換下章太炎，這才勉強通過。
人選名單出爐後，不滿者不在少數。首先是湖北首義派，他們在總、次長的18人大名單中竟無一人上榜，這未免有些說不過去。陝西革命黨人、《民立報》的主持者於右任曾向黃興提醒，名單醞釀時應考慮容納武昌首義的革命同誌，但“首義派”最終還是顆粒無收。
從潛意識說，這恐怕與名單主擬人黃興在武昌的不愉快經曆相關。黃興的用人有私心，譚人鳳也曾責怪說：“其於同輩中能力勝己者，雖明知而不願用。以故南政府之組織，如宋教仁者則僅以法製局敷衍之，而湯化龍、湯薌銘、劉冠雄輩反特邀拔擢。”
事實上，孫武曾前來欲任陸軍次長一職，但已任陸軍總長的黃興顯然不想用他做副手，孫武最終失望而去。張振武對南京臨時政府也極其不滿，每次見麵，張都要擼起袖子、揮動胳膊，嚷嚷著說黃興辦事不公平。名單公布後，張振武更是在報紙上公開辱罵：“你們這些人碌碌無為，依靠別人成功了，權力卻都被你們拿去了！”由此，湖北首義派走上了與同盟會相對立的道路。
至於財政總長，黃興原主張用名聲在外的同鄉熊希齡，但孫中山堅持用留美博士陳錦濤。外交總長的人選也爭議頗大，按說應由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出任，但孫中山最終選擇了王寵惠。王寵惠、伍廷芳兩人都是法學博士出身，但王寵惠年僅31歲，資曆、經驗遠不如伍廷芳。為此，王寵惠最初不敢受命，但孫中山卻給他打氣：“吾人正當破除所謂官僚資格，外交問題吾自決之，勿怯也。”
伍廷芳的反應倒還算豁達：“予視兩者（指外交與司法總長職位）無甚差異，無所好亦無所惡。”但數年後，伍廷芳卻隱約表達了自己的積怨，稱孫中山當年任用留學生“不加甄別”，“委以總次長之要津，或專成之重寄。”
胡漢民自傳中說，孫中山回國前，宋教仁有意推黃興為大總統而自任內閣總理，章炳麟也為之公開造勢：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在這次的表決中，宋教仁落選的原因有二：一則年少，二則太堅持原則。為實行內閣製的主張，他不但與孫中山吵，而且與臨時參議員們吵，由此受人惡感，被否並不奇怪。
至於另一個被否的老革命黨章太炎，他可就要發飆了。章太炎原本就脾氣怪異，經常做出些匪夷所思的出格事。這次的革命，他上躥下跳，活躍異常，結果卻什麼也沒撈著，那當然不幹了。兩個月後，南京的川籍革命黨人舉行四川革命烈士悼念會，人在上海的章太炎居然不辭辛苦地送來一幅極刺耳的挽聯：“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虎踞龍盤，古人之虛言”。此罵非無所指，堪稱毒矣。
因為種種原因，多數總長並未真正上任，如江浙立憲派的張謇、程德全、湯壽潛等人。孫、黃等人對此倒不介意，因為他們采取的本就是“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策略，次長多為革命黨人擔任（陸軍次長蔣作賓，海軍次長湯薌銘，司法次長呂誌伊，財政次長王鴻猷，外交次長魏宸組，內務次長居正，教育次長景耀月，實業次長馬君武，交通次長於右任），這樣反而可以免去掣肘之虞。
話雖如此，由於存在時間短、經費奇缺等諸多原因，南京臨時政府當時可做、能做、已做之事並不多，特別是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之時，更是如此。按之前各方的約定與默契，清廷發布退位詔書的次日，孫中山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呈，袁世凱隨後被舉為臨時大總統。
革命的果實被人如此輕易奪去，孫中山及眾革命黨人的心情是複雜的。而這種複雜心緒的背後，則是一種難言的酸澀、苦悶與無奈。赴上海之前，已任廣東都督的胡漢民曾勸孫中山留在南方整軍經武，假以時日，以武力推翻清廷（乃至袁世凱）。孫中山卻說：袁世凱之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兩百六十餘年貴族專製之滿洲，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洲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
黃興寫信勸袁世凱反正時，免費奉送了幾頂“華盛頓”、“拿破侖”的高帽子，但對袁世凱這個人，他並不了解也不曾有機會去了解，因而對袁世凱的顧慮與幻想，兼而有之。
在黃興看來，像袁世凱這樣的權臣（能臣），他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必定有十二分的了得手段。假如袁能幫助革命黨推翻清廷，就算讓他當總統，任期也不過數年，屆時可以把他選下去。但要是袁世凱不肯反正，而效仿曾國藩扶持清廷擊敗革命軍——這並非沒有可能——如此一來，戰火相連，革命前途未卜，恐怕連光複的土地也要失去。與其如此，倒不如利用袁世凱搞垮清廷，走一步看一步，待機而動。
這種想法，不僅黃興有，大多數革命黨人也如此想，其中恐怕也包括孫中山在內。
最主要的是，作為南方陣營的準代議機構，“各省代表會”在孫中山回國之前已達成決議，“虛大總統之位以待袁世凱”。這樣的表述首提於漢口會議，並在之後的南京會議上得到確認，這也是孫中山所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由此，曆史的結論似乎更傾向於：孫中山無所謂“讓”，袁世凱也無所謂“奪”，雙方都是按之前的約定與默契行事。如此，所謂袁世凱“竊國竊位”，更像是革命黨人失敗後的情緒宣泄而無事實之根據。
就連革命派刊物內部，如《民立報》、《神州日報》等也對“舉袁”之說頗為提倡，其相關報道、短評及社論均不難找到。另外，列強的態度也是重要的一環。英國公使朱爾典即直接把“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作為斡旋南北議和的條件。莫理循在南下上海時，曾對革命黨人多次吹風，任命黎元洪或孫中山作為民國的總統，不能指望得到列強的早日承認。因為孫中山對中國現狀一無所知，黎元洪則在外省毫無地位，言外之意，孫、黎二人將無法掌控局勢，這顯然不符合各國的在華利益。
袁世凱就不同了。老袁之前的從政經曆及成就，已顯示出比國內其他任何政治家更高的治國才能。也隻有他，才能讓列強感到放心。由於其表態過於露骨，莫理循甚至受到中外各方乃至上司的批評，但莫理循的言論，無疑是英國官方意見的反映。
由此，孫中山雖然已宣布就職，但這一事實既沒有改變“虛位待袁”的決議，也未能對革命黨人的思維定勢有所觸動。在眾人眼裏，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隻不過是權宜之計。換言之，孫中山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虛位待袁”、有名無實的“臨時大總統”。而事實上，孫中山“在位”的40多天裏，整個南京臨時政府也都是名不副實。
革命元老張繼曾說：總理在臨時總統期內，諸事由克強（黃興）作主……群眾開會時，總理偶參加，僅坐會場前列，並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諸同誌仍呼為“先生”，甚少呼大總統。胡漢民也說：時戰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獨克強兼參謀總長，軍事全權，集於一身，雖無內閣之名，實各部之領袖。
兼為革命黨與反對派的章太炎，他的話就更刻薄了：總統之選，非能自庸妄陵獵得之，必其嚐任方麵與為國務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後得有被選資格。其話裏話外，仍在“舉袁”而暗諷南京眾人為“鼠竊狗偷”。
1912年1月下旬，當和議陷入僵局而孫中山突然拋出五點“要約”時，其昔日的“左膀右臂”、剛從獄中死裏逃生的汪精衛竟直斥孫中山：“你不讚成和議，難道是舍不得總統的職位嗎？！”
孫中山拋出五點“要約”是有原因的。當時，“清帝退位”的各項條款大體就緒，隻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尚待解決，那就是：清帝統治權“消滅”之後，北方政權將如何產生？而在建立新政權時，南方與北方，究竟誰是正統？從法理上說，這是個令人糾結的問題。
作為局外人，莫理循一語點破孫中山的其中用意：“袁世凱不能在北京建立臨時政府，皇帝應直接向在南京的以他為代表的共和派移交權力，或更正確地說，實行投降。”
中國有句老話：“名不正則言不順。”名器之爭看似繁文縟節，實則暗藏根深蒂固的法統淵源。袁世凱當然不會向南京臨時政府及革命黨人投降。作為報複，他在清帝的《退位詔書》中加了一句：“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換句話說，袁世凱代表北方政權，權力來自清廷的授權，與南方毫無相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