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琦（1764—1833年），初名翊，字翰風，號宛鄰。江蘇陽湖人，張惠言之弟。
嘉慶十八年（1822年）舉人。曆知章丘、館穀等縣。善醫術，民有病者，設局自診之。琦工詩詞古文及分隸，尤精輿地之學，與兄惠言齊名。著有《宛鄰詩文集》四卷，《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12卷，均《清史列傳》及《立山詞古詩錄》等，並傳於世。
道光三年（1823年），山東鄒平縣等16州縣遭受了嚴重的旱災。不僅秋收受損，而且至年底，麥種尚未入土，來年夏收又將無望。如此嚴重的災情，朝廷竟然不知，政府的賦役征收照常進行，以致百姓極為困苦。
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在於地方官平時靠賦役征收中的耗羨謀取私利。如年景不好，朝廷下令緩征、減征或免征，他們便無法滿足私欲。因此，各州縣官便不顧人民的死活，“相率諱災”，匿而不報。正當百姓無法維持生活的時候，鄒平縣來了一位新上任的知縣。他為民請命，將災情如實上報，終使十六州縣百姓重新獲得了生機。這位新上任的知縣就是張琦。
張琦到鄒平縣，已是當年的十二月底。按照往年習俗，這正是家家戶戶忙於過年的時候，應是一派歡騰景象。然而，張琦看到的卻是死一般的寂靜。當他得知這裏旱情嚴重，便走遍全縣，“閱四百七十村”，詳細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他痛恨那些匿災不報的官員，為了安定民心，他毫不猶豫地“申牒報災”，請求緩征錢糧，以使百姓渡過難關。沒過幾天，張琦又坐不住了，他既擔心牒文往返費時，又恐上官不準，因此，年節尚未過完，他便於正月初四動身，親赴省城，向主管民政、財政的布政使朱桂楨當麵呈報災情，再次申請緩征受災各州縣錢糧。朱桂楨深受感動，立即請示山東巡撫。按照慣例，各地向朝廷申報災情，應在秋收時節，此時報災顯然不合規定。但是，張琦麵述的鄒平等州縣災情，不得不使巡撫“破成例入奏”。
不久，朝廷批準緩征錢糧，而且，“因鄒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一時萬民喜悅，而張琦也得以遠近聞名。
張琦自幼讀書，有遠大抱負，但是，“命不副才”，直到 60歲才出任知縣。因此，他十分珍惜這個機會，努力為百姓做些實事。
道光五年（1825年），張琦調任館陶知縣。恰恰這一年，他又遇到了與鄒平同樣的情況。那年天旱，入春以後，風沙大起，館陶境內“風霾三日夜，對麵不見物”，沙塵壓麥苗皆死。災情造成了百姓的恐慌，也使大量饑民湧上街頭。“饑民聚掠之案，已積十餘起”。張琦一方麵組織抗旱、禱雨，一方麵又抓了幾個帶頭搶糧的人。當他得知有“富民閉糶居奇”，便嚴厲打擊，“分別按治”，遂使“民大悅”，社會秩序日漸穩定。隨後，張琦又對全縣受災情況及饑民人數作了全麵調查和統計，並及時將調查的災情如實上報省裏，請求政府撥下賑濟災民兩個月的錢糧。
當時，館陶附近的一些州縣也有災情，但遠不及館陶嚴重。那些州縣官聽說館陶請賑，也紛紛申請賑濟。省裏接到各州縣的請賑文書，發現館陶請賑數額最多，而“館陶地褊小，賑數多鄰邑數倍”，便嚴厲斥責張琦，認為他假公濟私。張琦為解民困，不怕丟官，據理力爭，再次申訴館陶災情嚴重，並請上官來作調查。正在此時，山東省長官接到皇帝要求奏報“歲饑狀”的諭旨，於是省內大員便到各州縣視察。當視察大員來到館陶後，“民迎訴賑弊”，申訴災情，與張琦所報完全一致。再經過到其他州縣視察，他們才發現，各州縣所報災情，“唯館陶得實”。於是，“劾罷他邑令，而厚慰琦”，並且按張琦所報，如數撥下賑濟錢糧。館陶百姓終於在張琦的努力下度過了災荒之年。
張琦的同鄉蔣彤曾經就張琦的事跡作過這樣的評述：“古君子號有為於世者，恒誌餘於力。誌垂於數世者，力濟於一時；誌優於天下者，力完於一方。苟無久遠廣大之誌，求其力之稍有所及，亦不可得也。”人們可以從張琦立誌為民的事跡中體會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