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啟示錄
封麵故事
作者：徐菁菁
時任總理李光耀（左一）在視察房建項目時與居住區孩子們交談（攝於1965年）
1978年，鄧小平開啟了一次對亞洲的全方位訪問。這一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這一係列的訪問成為鄧小平準確定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確定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重要參照。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等人在家中談中央工作會議講話稿的修改。胡喬木在文稿的最後一頁上記錄——鄧小平談到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具體問題。提到收入和住房，他特別舉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幣有權買房產，5間房子，70平方米，花半年工資。
一個月前，鄧小平剛剛訪問新加坡。這個小國給他留下了何種印象？根據美國學者傅高義的敘述，李光耀告訴他，鄧小平驚歎於新加坡的發展水平，意識到這一定是中國的體製出了問題。一個更直接的觀察是，在這個時期，《人民日報》對新加坡的單獨報道共有7篇，覆蓋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公共住房、工業、旅遊業、環境衛生等等方麵，其深度和報道頻率遠遠超過鄧小平之前訪問的其他亞洲國家。
在改革開放的轉折點上，新加坡的出現向中國展示了另一種發展可能。1979年，鄧小平談到他對新加坡利用外資的考察，他的結論是：“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於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再次提到新加坡：“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同一年，中國就有400個代表團奔赴新加坡考察。
我們並無意於誇大新加坡對中國的影響。1978年，鄧小平為新加坡的發展向李光耀表示祝賀。李光耀謙遜且坦率地說，新加坡隻是一個200多萬人口的小國。鄧小平感慨：“如果我們隻有一個上海，我也可以使上海發生同樣快的變化。可是中國太大了！”
如何了解新加坡的成功？回到1965年獨立時，李光耀和他的人民正處於一個危機四伏，卻又蘊藏無限機遇的時代。
殖民時期曾作為新加坡港腹地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與新加坡劍拔弩張，持續100多年的轉口貿易模式無以為繼，200多萬新加坡人恍若處於孤島之中，遭遇最直接的飯碗危機。新加坡就像一顆失去軀體的心髒，空留有英國人的遺產：在整個亞洲地區相對發達的經濟，相對良好的基礎設施、服務業，較高的人力資源水平，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港原則。
李光耀清晰地認識到，新加坡的生存方式必須改變，更重要的是，他擁有足夠的智慧將國家重新嵌入世界經濟的大趨勢中——新加坡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給跨國公司提供了一個生產平台，而跨國公司把這種平台的作用延伸為一個強大的地區生產和銷售的指揮中心，一種新的國家經濟模式就此誕生。新加坡搭上了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世界貿易年增長8%～10%的高速列車。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創始院長格拉漢姆·埃裏森稱李光耀為狐狸型政治家——聰明，甚至有些狡詐，非常實際。他知道世界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知道如何讓新加坡適應變化著的世界。新加坡作家兼社會批評家林寶音這樣說李光耀：“專製獨裁，務實，少動情。”林寶音的描述並不討喜，但或接近李光耀作為新加坡舵手的現實需求。新加坡必須以最快速度吸納外國資本，全球化經濟瞬息萬變，且不論“冷戰”中的東南亞如何波譎雲詭——所有這一切挑戰，都需要迅速的判斷，果斷的行動。對於李光耀而言，所謂威權政治，基於對效率和穩定的渴求。
1991年10月，越南總理武文傑到新加坡訪問，他邀請李光耀做越南的經濟顧問。李光耀坦率回答：“我隻有管理一個城市國家的經驗。”今天，在曾是孤島的這個城市國家，每兩三分鍾，就有一艘船抵達，或者啟航奔赴全球約120個國家和地區的逾600個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機場降落或起飛，來往於全球220多個城市。李光耀與他的新加坡既是傳奇，也難以複製。
上世紀50年代時的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