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利德華福的時候，一些朋友、同事就勸過我，讓我把自己下海以來的一些管理企業的經驗總結一下。但想一想又似乎沒有什麼值得一寫的東西，寫出來也怕沒有人願意看，加之工作忙，除了抓空寫了一點不需要多少時間、或長或短、但決不出版示於外人的、雜文議論性質的“大字報”，還真沒有坐下來好好梳理過自己做企業的思路。
至於為什麼要寫“大字報”，我在《利德華福之戰》的自序中是這樣寫的：
在我51歲時，由於心髒病的原因回到北京，又挑起利德華福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的爛攤子，奮力向高壓大功率變頻器這個嶄新而艱難的領域衝擊。為了喚起大家奮鬥的決心，為了培養幹部，我撿起了“大字報”這種形式，搖旗呐喊，推波助瀾，以期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企業。
但沒想到的是，2005年3月19日，我遭到大股東莫名的貶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5月份之後，心情有所平靜，同道新文圖書公司的朋友們多次找上門來，表示願意幫助我來做這件事。反正有的是時間，當然也不好意思拂了同道朋友們的盛意，便在同道圖書公司那個小小的會客室裏，進行了許多次的錄音談話。
談起來才發現，自己做過的事情並非記得那麼清楚，尤其細節、人物、人家說過的話、一些事情的背景，大多一片茫然。因此我真的羨慕那些能把事情的前因後果、方方麵麵變成清清楚楚文字的人們。
另一個最難的問題，就是對自己、對別人、對事件評價的準確和中肯，也實在難以做到。人是有傾向性的，所站的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同一件事可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正如人們對我的看法也一樣。
寫書不是我的專業，我也沒有沽名釣譽的念頭。如果非要我說說出版此書的目的，是因為在我離開利德華福的這一年，東遊西蕩期間，看過了許多企業（尤其是同行企業），有感於中國企業管理者的大量缺位，不是沒有人在位，而是在位的人大多見識、能力、水平亟待提高。我希望自己的經曆與經驗包括挫折，能夠給他們以及對管理企業充滿興趣的人們一些啟發和幫助。
一年的“競業禁止”讓我有可能成就此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有的事並非一定是壞事，也許是老天借某些人之手有意幫助我完成此事，隻可惜因此壞了一些人的名聲。
2006年，書稿寫成，並以《我與商業領袖的合作與衝突》一名出版。最應感激的是同道新文圖書公司的各位朋友，沒有他們的鼓勵、整理、潤色、校改，萬難成就此事。這些朋友是臧雲鵬、王秀、陳淩雲等。
還要感謝台灣智慧大學校長曾仕強老先生對此書的眷顧，他從寶島台灣寫來的序使此書增輝不少。曾先生被譽為“中國式管理大師”和“全球華人中國式管理第一人”。我與曾先生並不相識，但他卻在序中說：“我確信他（指我）就是‘中國式管理’的踐行者，雖然他不一定了解我一直以來所倡導的‘中國式管理’。”曾先生說，這是一種緣分。我說，管理之道殊途同歸。還要感謝我一生的朋友，我的忘年之交華貽芳先生，他一直關心我的成長。
五年之後，2011年底，63歲的我從金風科技退休。
退休之前就有人聯係我，與我討論《我與商業領袖的合作與衝突》一書是否增補、修改及再版的問題。這是一個好的提議。但此前由於工作在身，我又是一個同時隻能做一件事的人，因此遲遲未能動筆。2012年春節，我和妻退掉了到深圳過年的機票，就是為了尋找一段安靜的精力集中的時間重續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