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麥克阿瑟將軍的領導下，美國對日本的管理當局已經承認，日本人有能力駛向新的航道。當局沒有用羞辱的方式，阻礙這一航程。根據西方的倫理觀念，假如我們那麼做，在文化上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西方倫理中有一信條認為：羞辱和懲罰是有效的社會方式，能促使做錯事的人承認自己的罪行。而認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人在這個問題上有另外的說法。他們的倫理觀念使人對自己行為的所有意義負責，一個錯誤行為所自然產生的種種後果應該會使他相信，這種行為是要不得的。這些後果甚至可能包括全民戰爭的失敗。但是，這些情況不一定被日本人當作恥辱而加以憎惡。在日本人的詞典中，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淩辱他人或他國的方式有：誹謗、嘲笑、蔑視、鄙視和強加丟臉的象征物。當日本人相信自己受到了侮辱時，複仇就成了一種美德。不管西方倫理觀念多麼強烈地譴責這樣一種信條，美國對日本的占領方式是有效的，而這種有效性取決於美國人在這一點上的自我約束。日本人對嘲笑深惡痛絕，他們把嘲笑和投降所帶來的“自然結果”區分開來；根據他們的投降條款，“自然結果”包括諸如去軍事化，甚至包括被迫接受賠償義務。
日本曾經戰勝過一個世界主要強國，當那個強國最終投降時，日本人認為對方沒有嘲笑自己；於是，哪怕作為一個戰勝者，他也會小心地避免去羞辱敗敵。1905年，在旅順港，蘇聯軍隊向日本投降，有一幅照片在日本家喻戶曉。照片顯示，蘇聯人都帶著軍刀。勝敗雙方隻能通過製服來加以區分，因為蘇聯軍人並沒有被繳械。關於那次投降，日本有一個著名的傳聞說：當蘇聯司令官斯多塞爾將軍表示他願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投降條件時，一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譯帶著食物前往將軍的司令部。“所有的馬，除了斯多塞爾將軍的，都被殺了吃了。日本人隨身帶去了50隻雞、100個鮮雞蛋，作為禮物，很受歡迎。”斯多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約定翌日會麵。“兩位將軍握手時，斯多塞爾將軍表達了他對日軍的勇氣的讚賞……乃木將軍則讚揚俄軍長期而勇敢的防禦。斯多塞爾將軍對乃木將軍在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多塞爾將軍把他的白色阿拉伯良駒送給了乃木將軍，但乃木將軍說，他很想從斯多塞爾將軍的手中接受這份禮物，但是必須先獻給天皇。然而，他許諾說，如果天皇轉賜給他——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這一點——那他一定會好好照顧這寶馬，就好像那一直是他自己的座駕。”
在日本，人人都知道，乃木將軍在自己家的前院為斯多塞爾將軍的馬修了一個馬廄——在一般人的描述中，那馬廄比乃木將軍本人的住房還要講究；在他死後，那馬成了國家級的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據說，在蘇聯投降和日本占領菲律賓這兩個時間之間，日軍發生了變化。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他們在菲律賓是多麼肆意破壞，多麼殘暴。然而，對於像日本那樣一個倫理觀念隨機應變的民族來說，這不是必然的結論。首先，在巴丹戰役之後，美國沒有投降，投降的隻是當地的美軍。同樣，甚至當菲律賓的日軍投降時，日本作為一個國家還在戰鬥。其次，日本人從不認為蘇聯人在20世紀早期曾經“侮辱”過他們；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每個日本人都人雲亦雲地認為，美國的政策是“輕視日本”的；或者，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把日本弄成了糞便”。這就是日本人對《排外法案》、美國在《樸次茅斯和約》和《海軍分配協議》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做出的反應。日本人也曾經以同樣的眼光，看待美國在遠東日益增強的經濟影響及其對非白種人的種族主義態度。因此，戰勝蘇聯和在菲律賓戰勝美國，這兩場勝利可以說明，日本人在受到侮辱和沒受到侮辱的情況下所做出的行為，是完全相反的。
最後美國取得了勝利，日本人麵臨的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最終的失敗導致他們放棄了他們一直在追逐的目標，這樣的放棄行為在他們的生活中經常發生。日本人特殊的倫理觀念使他們可以把曆史碑銘全部清除。那塊石碑已經被清除幹淨了，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的管理避免在上麵寫上新的讓日本人感到恥辱的象征，隻是堅持那些在日本人看來是失敗的“自然結果”的事情。這很有效。
保留天皇作用很大，這事做得很好。是天皇先去拜訪麥克阿瑟將軍，而不是倒過來。這是給日本人上的有目的的一課；西方人很難理解到它的影響力。據說，當有人建議天皇否認他的神性時，他反對說，這會讓他感到尷尬，因為他要被剝奪的是他不曾擁有的東西。他真誠地說，日本人並沒有把他看作西方意義上的神。然而，麥克阿瑟司令部的人規勸他說，他宣稱自己擁有神性，西方人會認為，這有害於日本的國際聲譽。於是，天皇同意接受否認神性所帶給他的尷尬。他在新年發表了講話，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對他的講話做出了種種評論，他要求把所有那些評論都翻譯出來呈給他看。讀了那些評論之後，他傳信給麥克阿瑟將軍的司令部，說他感到很滿意。外國人此前明顯不理解這一點，即他為自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