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塔
一
我譯的《菊與刀》又要再版了。這次，我個人強烈要求在正文前寫幾句。當年，我在翻譯時就有很多想法曾想寫出來，可惜，當時約我譯的是一個書商，他們急於求成，忙於賣錢，不容我從容寫作，遂作罷。
“二戰”期間和“二戰”之後，美國人談起日本人，腦袋會搖得像撥浪鼓。第一是因為他們不同意日本人的很多言行，第二是因為他們對日本的不了解。本尼迪克特的這本書幾乎回答了當時盤繞在人們心頭的絕大部分疑問。當年，最為這些疑問所糾結的是占領日本的美國當局，他們因為不懂而不知道如何來管理日本。《菊與刀》一書不僅解疑釋惑，而且還指明了方向、建議了方法。所有這些智力支持都起到了立竿見影且影響深遠的效果。時至今日，如此“學以致用”的著述例子依然不多。
因本書最早問世於1946年，所以，現在的日本社會與當時的已是天壤之別，但是，就日本文化的根本，尤其是日本人的本性而言，幾乎沒有太大變化。本尼迪克特在本書的最後，曾對戰後日本發展的路線進行了預測，而她的預測基本上是應驗了的。她的預言是：“如果日本的預算中沒有軍事化這一項，如果她願意，那麼，不消幾年，她就能使自己成為東方商貿體係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她可以把她的經濟基礎建立在和平的利益上，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樣一個和平的日本將在世界各國中得到一個可敬的位子。如果美國繼續利用其影響，支持這樣一項計劃，那將起到莫大的幫助作用。”二戰之後，美國確實幫助了日本，而日本也的確在軍費上投入很少的開支，並且沒過多少年就真的重新實現了經濟繁榮的局麵。
如果本尼迪克特隻準確預言了日本的戰後重建，那麼，她還不算是偉大的預言家，本書也算不得是偉大的著作。這本書的真正口碑在於她對日本文化特征和日本人性格的絕佳概括。
在翻譯這部書之前，我雖然僅學過一丁點日語，但卻讀過相當多日本的書和描寫日本的書，同時也接觸過不少日本人；但我承認我對日本的了解還遠不及我對美國的了解。翻譯是最深入細致的閱讀，甚至是研究。在翻譯過程中，我對日本的很多不解得到了解決。
自從2007年本書初版以來，日本發生了覆地翻天的變化，中日關係也急轉直下。日本人的性格本來就讓我們這些鄰居難以理解，現在似乎變得更加古怪了。
趁著再版和寫序的機會，也為了檢驗本書對當前日本人的所作所言是否依然具有解釋力，我反複重讀了本書。讀罷，我發現，它的解釋力依然是強大的，因為現在的日本人跟70年前甚至700年前的日本人，從根本上說，幾乎沒有太大差別。
也就是說，本書依然有助於我們認識日本人，依然有助於我們了解日本人習慣和做法的緣由，因而，我強烈地向讀者推薦本書。
二
在推薦的同時，關於作者和本書，我還有幾個小問題要與讀者溝通。
1.本尼迪克特不僅僅是個優秀的學者，還是思想家和詩人。隻有思想家，才能那麼條分縷析，洞微察幽；隻有詩人，才會那麼敏感，那麼深地抵達人心的底部，去設身處地地探查人的心理軌跡。
關於本尼迪克特的詩人身份，我還想補充一些資料。她早露詩才，7歲就開始寫作短詩。在青春時期，她曾與一個生化學家相戀，在愛情的激發下，曾用多個筆名寫作並發表了不少詩作。在中年時期，她曾經一度有一個須眉知己，叫薩丕爾，兩人都致力於研究人類學，卻都喜歡詩歌。他們互讀互評對方的詩作，還曾一起向出版社投稿，結果雙雙被退回。後來，她把詩人的激情、睿智和創造力用於學術的研究和寫作，當然是成就斐然了。
2.也許正是因為從小喜歡舞文弄墨，本尼迪克特大學時期主修的專業是英語文學，1919年，32歲的本尼迪克特才改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人類學。文學背景對她的人類學研究的特點、方向和方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大而言之，人類學分為兩類：文化人類學（英國稱為“社會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本尼迪克特做的是文化人類學，這不僅因為歐洲大陸基本上從事的是體質人類學，英美則致力於文化人類學；更因為她作為一個文學出身的人，恐怕不能也不願做體質類研究。
無論是文化人類學還是體質人類學，兩個領域的學者共同的方法都是所謂的田野調查，即要到實地去生活、觀察、記錄當地人的日常言行，這些當地人一般還是比較原始落後的亞非拉地域的村落乃至部落。田野調查，尤其是到頗具異國情調的地方去生活考察幾個月乃至一年，可以說是對平常呆板的學院生活的反向性補充，因此深受人類學者，尤其是女學者的鍾愛。我想，這是人類學領域多出女學者，尤其是優秀女學者的一個原因。